再析《我弥留之际》中的本德仑一家

长久以来,对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中人物的评论,尤其是对本德仑一家的评析,呈现出一高一低两种倾向。低的倾向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蔑视他们,夸大小说人物的不足,把他们贬为"白人垃圾"并给予无情批评;高的倾向则拔高小说人物,把超越现实可能的哲理赋予小说人物,颂扬"贫穷的白人"的普遍人性价值。然而,不管我们是否把《我弥留之际》作为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对小说人物的评析都必须以人物生活的现实为基础。就此而言,把《我弥留之际》的人物评析建立在小说文本所提供的人物的现实生活基础之上,并把它置于当时城乡矛盾的历史语境中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该文本,还小说人物以真实面目。

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疾病叙事研究——以《夜色温柔》为例

菲茨杰拉德小说中的疾病既是审美理性的外在艺术化,也是作家情感表达和理性认识的工具。本文通过展示出现在小说《夜色温柔》中的酗酒、自恋以及精神分裂等时代病症,分析病志、医嘱和病人日记3种主要文体形式来阐释个人、疾病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菲茨杰拉德把个人痛苦与自我表达需求、疾病与身份、写作与治愈等相联系,揭示了疾病的道德、政治及女性政治的隐喻性,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精神出路的人文关怀。

痛定思痛 姐妹携手——托尼·莫里森小说《爱》中姐妹情谊与父权制的较量

托尼·莫里森发表于2003年的第八部小说《爱》延续了她在《秀拉》、《天堂》等作品中对黑人女性之间关系的关注。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希德和克里斯汀的姐妹情谊在与比尔.科西代表的父权制的较量中以完败告终。50年的争斗让两位女主人公身心疲惫,痛苦不堪。希德临终之际,她们终于冰释前嫌,重新找回了失落的姐妹情谊,并且认识到是她们自己创造了科西这个"大男人",赋予了他权力,她们"本该手拉手地生活"。这是主人公对黑人女性间关系痛定思痛之后的深刻感悟,是她们对父权制的有力控诉,也是黑人女性争取平等、自由和幸福的希望。

《欧洲人》里的帝国寓言与中国风

亨利·詹姆斯在《欧洲人》中以讽刺的笔调讲述了一位欧洲的男爵夫人尤金妮娅到美国发财冒险的故事,对这种帝国主义的冒险行径进行了尖刻的评论。尤金妮娅的海外冒险行为可以看作是一个关于法兰西第二帝国试图在美国进行扩张的政治寓言。另一方面,作为不断发展、逐渐崛起的美国商业的一个代理人,罗伯特·阿克顿的财富积累得益于他在海外东方殖民地主要是中国贸易中的商业行为。小说中对阿克顿家中丰富的中国风藏品的描写,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阿克顿等商人在美国小镇上的悠闲生活,离不开美国当时对已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的殖民活动和肆意掠夺。

雌雄同体与美国华裔男性气质的重构——以伍慧明小说《骨》和《望岩》为例

美国华裔男性气质长期以来被主流社会建构为"女性化"来凸显白人的男性气质,而在以赵健秀为代表的激进的华裔男性作家笔下它又被塑造为"英雄主义的"。前者是西方对华裔男性"东方主义"的幻想,后者则被批评为将中国文化简单化,以"牺牲华裔女性利益"为代价。借用弗吉尼亚·伍尔夫"雌雄同体"的思想,追溯美国华裔男性气质的历史变迁,分析伍慧明在《骨》和《望岩》中对美国华裔男性气质的重构,揭示理想的华裔男性气质是建构在霍米.巴巴"第三空间"上,具有"雌雄同体"双性的特点。

疯癫·女性意识·社会批判——《夜色温柔》中尼科尔的疯癫研究

本文从精神分裂的角度,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解读《夜色温柔》中尼科尔的疯癫形象,通过对其言语表达、攻击性行为、佯狂以及空间和时间维度变迁的分析,发现尼科尔的疯癫构成了女性意识觉醒的隐喻,它超越了个体失常的范畴,成为作家菲茨杰拉德批判美国精神病机理社会的工具,同时也展示了作家对转型中的现代社会里女性生存境况的人文主义关怀。

生态批评中的地方研究

地方是西方生态研究中的重要概念,地方理论的发展反映到四个方面:从空间到地方、从绿色到杂色、从地方到全球、从单一的地方到多元的地方。从生态批评的视角、以地方作为切入点分析文学作品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在文学批评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地方感能促进自我的建构,并有助于缓解当代的生态危机。在中国城市化和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地方研究对我国也同样重要,它将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人与地方的关系,使我们成为呵护地方的地球居民。

《第二十二条军规》中支配性男性气质的建构

本文从R.W.康奈尔男性气质理论切入,通过对约瑟夫.海勒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男性对女性的凝视、控制与物化和对金钱的占有欲以及暴力几个层面的分析,探讨约塞连及其战友们如何建构起支配性的男性气质,成为"自我成就"的男性。这种男性气质的建构是通过权力的运作来实现的,这也是约塞连和他的战友们这些"小人物"对军事集权主义的反抗以及对主流社会价值观的消解。

“地方感”的失落:重读《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

人和地方的纽带关系在当代哲学、社会学和文学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安德森的作品《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在近百年前就向我们展示了美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无地方感的痛苦,"畸形人"在追寻爱和理解的背后,隐藏着他们对地方归属感的渴望,他们也是徘徊在田园农村和喧哗都市之间的作者本人的写照。他们地方感的失落是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带来的后果,在社会发展更为迅速的今天,《俄亥俄州瓦恩斯堡镇》能提供给我们回归地方的启示,呼唤我们通过交流建立有凝聚力和渗透性的地方,找回失落的地方归属感,抵制工业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

蒋帕·拉希莉《同名人》中的旅行书写与离散身份的建构

旅行是印度裔美国作家蒋帕·拉希莉小说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既与美国经典文学的传统有关,也与拉希莉本人的离散经历密不可分。在《同名人》的旅行书写中,第一代移民通过频繁返回母国的旅行表达对故国与家园的无限依恋,希望实现文化寻根,然而因为物是人非,这种努力往往以失败而告终。这种失败使离散个体认识到除了向前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第二代移民通过旅行加深对母国文化的理解,实现与母国文化的协商以及对自己多元文化背景的认同;拉希莉的人物在旅行中实现自我成长,在不断的移动中建构一种离散的身份。

身体、自我与环境——解读奥德莉·劳德的自传体作品《癌症日记》

奥德莉.劳德是黑人、女同性恋者和女权主义者,作为一名英勇无畏的女战士,她一直将自己的多重身份当作为边缘个体伸张正义、争取平等的战斗旗帜。在其自传体作品《癌症日记》中,她将罹患不治之症的身体视为剖析自我、关注环境的战场,呼吁乳腺癌患者通过呐喊实现自我治愈,号召女性透过身体解读社会压迫。同时,她的《癌症日记》被认为是"物质传记"的前驱代表,在书中作者将癌症起因与生态危机联系起来,为日后人们更好地理解身体与环境的物质交换关系提供了现实依据。

“平衡的眼”与生命的救赎——尼采透视主义视阈下的《白鲸》中伊什梅尔形象探究

伊什梅尔是小说《白鲸》中"裴阔德号"船毁人亡后唯一幸存的人物,他既是捕鲸事件的亲历者,也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本文欲将伊什梅尔纳入尼采的透视主义视角下进行解读,认为对世界本质的视角化认识是伊什梅尔的生命获得救赎的主要途径。

空间变换与人生沉浮——华顿笔下的纽约

本文通过对伊迪丝·华顿成名作《欢乐之家》中女主人公丽莉人生轨迹的追溯,指出以交替更迭的活动空间及居住空间——公车、游轮、会所、豪宅、沙龙、厂房、陋室等为对象的空间叙事凸显了世纪之交的纽约在都市化进程中所表现出的消费文化表征,阐释了城市空间与社会阶级、人物命运沉浮之间的密切关联及相互影响。这种将城市空间与人物命运并行叙事的策略推进了整部小说的叙事进程并产生了戏剧化效果,同时也反映了作者对城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家庭功能异化等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

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医生形象研究——以《夜色温柔》为例

菲茨杰拉德作品中的医生形象创作承载了特殊的社会意义和作家的审美理想,体现了作家的人文精神。文章主要从移情困境、医德困境以及医生身份的消解去研究其代表作品《夜色温柔》中各具独特性和鲜活性的医生个体。融入了作家个人疾病经历的多维度医生形象创作不仅展示了作家对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视,渗透了他对理性医学的局限性及社会弊端的认识,表达了他对人类未来精神出路何去何从的思考,而且也凸显了其于当下社会的现实意义。

审美·伦理·文化·政治——论《关于美》中的阐释观

英国作家扎迪·史密斯的小说《关于美》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反思了关于艺术作品的阐释观。它批判那种忽视艺术作品的内在审美价值,对作品实施强制阐释的批评范式。通过描述主人公对莫扎特的音乐和伦勃朗的画作的感悟,史密斯肯定了审美阐释观对强制阐释具有反拔作用。与此同时,小说通过一幅来自海地的油画建构了审美体验的公共性,探讨艺术作品联结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中介作用,认为美好事物的审美性、伦理性、文化性和政治性总是相互融合。审美体验充满张力,是个体性与公共性进行协商的纽带,召唤多维度的阐释观。

《国家风俗》中双面性的安丁形象解读——从叙事视角谈起

伊迪丝·华顿的《国家风俗》讲述了女主人公安丁与纽约上层名流、法国贵族和富翁新贵的四次婚姻历程。安丁在这些婚姻中的积极主动使其经常以"最具破坏性的黑色天使"或"有进取心的女性"这两种迥异的形象出现在关于这部小说的主题阐释中。本文拟关注该部小说中的视角问题,指出小说中采用的多维度视角——第三人称有限视角、选择性全知视角与全知视角的不断转换导致读者对安丁这一人物的印象和评价出现两极化。这种多维视角的切换也折射出华顿对20世纪初期美国家庭、婚姻、道德等社会问题的伦理思考。

亨利·詹姆斯《金碗》中的黄金隐喻研究

亨利·詹姆斯在其小说《金碗》中用黄金来隐喻帝国探险者向外扩张的心态。在历史上,黄金一直与帝国向海外探索、发现与扩张的梦想紧密相连。从最早的欧洲帝国探险者到美国富翁亚当·韦弗,他们都有一个帝国扩张的野心勃勃的梦想。《金碗》中与金碗有关的联姻故事间接地反映了美国与欧洲帝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更替。

悬疑案中的战争揭秘——《迦太基》的叙事策略探析

《迦太基》是美国当代作家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9—)2014年的新作。在表层框架上,作者利用读者对悬疑小说这一文类的阅读期待,采用悬疑线性叙事情节讲述女主人公克蕾茜德(Cressida)深夜突然失踪和七年后的回归以及整个家庭因之发生的变化;表层叙事背后则是借用失踪案嫌疑人金凯德(Kincaid)在案件中的自首、受审和监禁,嵌入其在伊拉克战争中的所见、所闻和所历。本文分析作品叙事策略,指出欧茨采用悬疑小说这一文类的目的在于吸引读者进入所预设的战争故事空间。小说中的后现代写作手法如多元叙述声音、时空错序则使得战争叙事情节断裂,需要读者如同阅读悬疑小说一样不断回读、拼凑并还原出战争真相,这种对战争故事中的悬疑情节及碎片化的处理更能唤起读者对9.11后美国政府开展的系列反恐战争的记忆、质疑和反思。

作为事件的文学文本--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小说《真相大白》的叙事研究

本文运用伊格尔顿、德勒兹与小森阳一等人的“事件理论”对美国当代作家乔纳森•萨弗兰•福尔小说《真相大白》文本的事件性进行分析,指出小说采用第一人称见证叙事的手法,不断将阅读的事件性从文本中召唤出来,生成读者参与的阅读事件。同时,福尔运用后现代叙事技巧,在文本中多次探讨后现代的元历史问题,制造文本与历史的对话,再借由读者的阅读过程生成当下的事件,不断生成当代的历史。小说也是福尔试图跨越时空阻力、走出当代创伤文学见证历史的困境的一种尝试。

酒题材创作——菲茨杰拉德式的救赎之道

菲茨杰拉德擅长刻画纵酒狂欢的场面和神形毕肖的酗酒者,酒是其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题材,它不仅是酗酒者的忠实伴侣也是其堕落之源。新潮女郎的饮酒行为是对男性权威的一大挑战和女性构建新女性身份的象征,实际上构成了新道德观、新伦理观的一项具体内容。酗酒具有时代道德幻灭之隐喻,菲茨杰拉德通过写作从沉沦酒精中找到了自我救赎和重生的途径,作家的自我救赎之道或许是他那个时代许多人的自我救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