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展开中的关键环节《管子》“心-气”哲学探究

《管子》一书中关于气的论述,在道家甚或战国时期的哲学探究中,都居于关键位置,甚至可以借由气的论述,发现道家在战国时期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儒家重视心性之学的影响。《管子》中的心-气哲学观,基本上表现出与《庄子》的差异,这一种差异的关键点在于对《老子》"专气致柔"及"心使气曰强"之理解所必然遭遇的心-气关系之处理。《管子》提出的心-气观,是全心、抟气的哲学说明,不同于《庄子》内七篇所提出的心斋→游心之气论。

《亘先》及战国道家哲学论题探究

楚简《亘先》为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据整理者李零的说明,属道家资料。本文之作,即在此一前提下,论述《亘先》中所显示的哲学问题主张,并由此得以一窥战国时期道家对于某些哲学论题曾有过的讨论。在论题的探究中,分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主旨在论述《亘先》之哲学理解;第二大部分是就亘先中与老子及其后学的发展论述,并藉此推定《亘先》一文的时代哲学论述。第一部分,主要是依据庞朴的简序,对《亘先》一文的理解与诠释。第二部分主要是就与《亘先》哲学观念相关,同时又在《老子》及其后学中有过不同的主张与论述为主,大抵有"恒、先"、"无有"、"气"、"或、欲"等几个哲学论题。

《鹖冠子》哲学中“道论”之探析

"道"这一概念,自《老子》以来,已成为道家哲学的学派判准与依归,但是此一概念,自《老子》而后,其内涵因着《老子》后学的不同发展,其概念内涵也有所不同。战国末期之黄老道家《鹖冠子》一般认为仍承袭着黄老道家之道论,但《鹖冠子》对于"道"的关注显然有一歧出之发展,这一歧出不仅在于对天道阴阳的重视,更在于将"道"置于"天"之下,"道"除了作为四时运行之规律、度量准则外,更有所谓地道、人道之说,"道"成为事物之"道",甚至有"圣生道"之说的提出,说明了《鹖冠子》之于"道",作为一黄老学者已将"道"返回经验事物之抽象理则,代之而起的是圣人之道、成鸠之道。

荀子与子思学

关于《荀子》与子思学,一般所熟知在于荀子之批判思孟五行。旨不在论《荀子》与子思学之异,而在论述《荀子》中有些概念、思想亦有所传承自子思学,如"积善成德"之说,慎独与形之说等,而在思想上,主要体现在为政者之重视仁义之宗旨,以及"报"之思想;至于"法"思想,主要在说明荀子前,子思已有重视"法"之思想,以德威并重,甚至认为应以公而无私之思想对待为政之传承,这些对荀子皆应有启迪作用。

中国哲学中“文”的精神内涵初探

历史中的“人文”与“科学” “人文”意义,一直是人文学者所关注的。首先“文”这个辞,殷商甲骨文已出现,《说文》:“错画也,象交文。”西周时,“文”已结合“德”作为重要的哲学观念,《周书·谧法》曾经对“文”作一定义式的说明:“经天纬地曰文;道德博厚曰文;勤学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锡民爵位曰文。”至春秋战国时,更是哲学探究的主要论题之一,就道家哲学的发展而言,我们可以从郭店《老子》、竹简《文子》

《经法》中“形—名”思想探源

《经法》“形名”学说顺应时代要求，具有齐地域色彩，将春秋以来的“形名”问题，以人文规划上的说明回应到人伦、事务等的处理，欲建立道、法间联系，且为此而提出“天当”概念。齐国有因俗、重视度量权衡及其政治功用的政治和学术传统，《经法》“形名”思想受其影响至深。《经法》中的“形名”作为事、物与道的中介而被探究，其客观基础是道，其始源是无形、无名。另外，《经法》重新省思法和礼制、天的宗法联系，立足于“天当”、“形名”度数而提出“道生法”

论阳明思想中“德行之知”的开展

王阳明的学术思想,众所皆知在于阐扬孟子学,开展"心即理"、"知行合一"与"致良知"。这些论述也与阳明阐述"体认之知",并将"知识之知"含摄其中有关。王阳明不仅将"德行之知"标举至形而上本体层次,同时是以"心之良知"为天理人道贯通所在,将"心"的本体义、活动义、实践义融贯,彰显人之最可贵且至高无上者在"心"。其强调"事上磨练"以致良知,实即将"性"含摄于"心"中,"心"居主导位置,"性"只是虚说。这也将"性"之所以具有成长性的活动义予以彰显,及收摄于"心知"的变化,至此具有认识义与德行义之"心知"可融贯为一,"意"因此成为可引诱"心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这也即是其四句教中所言之"意"与"格物"。阳明之"心知"是就主体言,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事,并非绝对唯心之论,也非唯我论,而是强化主体性的存在,所谓"事"之存在,是在吾心之活动中呈现,不在吾心之意识呈现的,则非关吾心之意识活动,也无讨论空间。换言之,进入讨论空间之事、物,即已进入吾心之意识活动中。这是阳明之创见,将"知"作为一切认知活动与实践的根源。

稷下学宫所彰显的法治思想——以《管子》为主的研究

在轴心年代,战国时期的稷下学宫作为讲学议政的场所,的确提供了一个大时代的学术思想快速交融与转化的可能,这是中国文化历史上的第一次。作为稷下集结作品表征的《管子》,从各篇内容也展现了思想交融的成果,其中不乏历史的记载,但更多的是不同思想背景交融下的多元观点,以"法"为例,关于"法"的根源就有三种不同的论述,这些不同根源说,若以系统性而言,或视之为矛盾,但若以当时的学术自由交融与"不治而议政"的多元背景视之,更是展现既有时代因革,也有思想背景差异而展现的互相交融下的不同诉求。但即便如此,这三种根源说也展现共同特质,即不毁弃仁义礼乐之说,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自由与思想蓬勃,也展现了儒道交融下的黄老学特质,更且从法与礼的关系转换,也可见历史之因革。《管子》的集结也正打破系统性要求,彰显多元融合并现,以及当时代对"法"的不可忽视之需求。

荀子禮學視域下之物論初探

關於荀子禮學,學界或從禮義、禮法,或者心性論題之聯繫論説之,今則有鑒於'物'之探究的必要,嘗試就'物'與'禮'之關係,論述荀子'禮學'視域下之'物'的呈現。'物'的出現作為一論題的核心,基本上是受了西方哲學的啓發,在我們探究中國哲學何以不同於西方哲學,或者如牟宗三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中所言:'中國哲學無知識論'1。在接受此一思維時,同時也將浮現我們是如何看待'物'的存在與呈現2。這一看待方式。

《文子》哲学初探——以不见于《淮南子》之资料为主的讨论

一文子其人其书之学界研究概况简述《文子》一书,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着录为九篇,从班固之自注中,可知班固认为其作者是文子,此人为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且认为该书中所称之"周平王问",似是依托。就文子其人而言,从汉代王充《论衡·自然》中,可得知其推崇文子,并将老子与文子关系比拟为天地、孔子与颜渊、君臣等,说明文子在老子弟子中的重要与传承。魏晋南北朝时,刘宋裴骃《史记集解》曾引《范子》言,认为计然姓辛氏,字文子。

先秦礼治与法治初探

一般皆以礼治与法治是两个对立的概念,或不兼容的两种治国方式,但这或许是我们的迷思所致,究其源或许源自对孔子的反对铸刑鼎事件的观点与立场,这一重大关键导致后世皆以孔子为德治、礼治,反对'刑'。这就孔子的强调礼与道德修养层面而言,确实有如此思想与作为,但若细究孔子反对铸刑鼎之事的始末,以及孔子仕鲁之作为,都可知孔子对于有关刑罚之事从未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