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案件司法鉴定程序之探讨

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中,知识产权司法鉴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涉及争议知识产权事项的鉴定已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性证据。鉴定启动程序应当从司法鉴定特性出发,对鉴定实施中的法律与事实事项作出初步界分,以程序公正来架构"鉴定人、专家陪审员和专家辅助人"的审判程式,同时可以附之知识产权技术顾问,以此来维护和保障司法的实体公正。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程序衔接问题研究——《刑事诉讼法》(2012年)第52条第2款的思考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增加了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部分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规定,这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程序衔接提供了基础。由于该条规定的相对原则和条款本身过于简疏,而2012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亦未能对此作出很好解决,需要从理论上根据程序衔接中的证据内在要求给予合理解释与逻辑论证。在解释该条的过程中,除应保持行政机关与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主体的契合并对实施主体作出严格限制外,还应适度扩大证据种类的范围,规定行政机关对存在瑕疵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进行补正以及对当事人无异议或者无法转化的关键性言词笔录按照"准书证"程序予以接纳,以此来维护刑事诉讼法文本与司法实践的良性沟通;同时,还应完善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人员的出庭制度,以保证刑事诉讼中使用的行政证据符合正当程序要求,进而发挥证明案件事实的效果。

立法扩展与实践局限：公共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诉讼的路径选择--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参照”规定的实现为视角

公共企事业单位尽管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参照"行政机关的有关规定执行,但现实案件中法律文本的"参照"却异化为消极性"不参照"。在此背景下,不仅需要将其放置在整个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中进行理性解读,而且还需要建立可操作性的程序来实现法律规定的意图,通过权利保障与对裁量权的合理监督来实现文本的应有价值。

我国行政诉讼和解立法问题研究

行政诉讼和解作为现代行政诉讼制度的产物,具有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以及有效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功能,同时又具有优化分配司法资源和增强行政案件最终结果可接受度的效用。然而,由于受'公权不得处分'这一错误认知的影响,导致我国关于行政诉讼和解的立法存在空白。本文主要从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和解立法现状出发,通过对域外经验的合理借鉴,提出借助公益原则与合意原则对行政诉讼和解予以立法上的控制,力求弥补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在立法上的缺失,并勾画出我国行政诉讼和解制度的立法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