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和谐共生——以四川贡嘎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例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自然保护区周边仍有大量必须依赖保护区资源才能发展的社区。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关系是否和谐,是优化保护区管理的基础。

藏族传统文化教育在现代化潮流下的积极调适

藏族传统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寺院教育,支撑这种教育模式的三个要素为寺院、僧侣和信众。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在藏区的推进,藏区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藏族传统文化教育的这三个要素出现了相应的调整变化:寺院改良了建筑规模,将现代传媒、通讯工具和科技设备吸纳入寺,还尝试用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来组织教学。僧侣接受寺院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年限差距不断缩小,自身知识构成体系获得了更新,增强了适应新时代各类新生事物的能力。

藏传佛教扎仓制度下的僧侣社会流动研究

藏传佛教的扎仓制度通过一套社会流动机制调节僧侣的社会身份等级,为藏传佛教这一宗教文化系统注入活力:在进入扎仓阶段,寺庙扎仓通过对学僧的资质进行规定以及有选择性的考察筛选,对个体从俗众向僧侣阶层的流动进行控制;在扎仓学习阶段,学僧的社会流动主要是水平形式的,但整个扎仓学习的过程是学僧向上流动所必须的步骤;在学成毕业阶段,扎仓制度借助寺庙关系网络,支撑了僧侣的社会职业流动。在藏区整体混合式的社会流动模式中,扎仓制度发挥着化解社会潜在矛盾、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

大众传媒在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中的作用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

抢救和保护羌族传统文化一直是各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但文化保护必须在加强民族团结的目标下进行。大众传媒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提供了物质载体,使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播更为高效和生动;而且,虽然传媒对羌族传统文化独特性的强调,强化了羌族的民族意识,但涉羌宣传具有的将民族文化符号化的倾向,又将羌族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觉知与其他民族对羌族的认知统一了起来,在客观上有利于民族交往和团结。因此总的来说,传媒在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中扮演了重要且适当的角色。但是,传媒对旅游及相关产业推广的力度还需加大;应广泛应用羌语这一民族象征符号来包装民俗旅游和民俗手工业品,而对于羌语新闻和校园中的羌语宣传,则可以放在次要的位置。

城镇化与藏区僧侣修行行为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会直接或间接地引起藏区僧侣修行所依托的社会现实环境发生改变。城镇化水平较高地区学经僧在加行道、基本修持等方面的修行水平,显著高于城镇化水平较低地区的僧侣,而在成就修持阶段差异并不明显。城镇化所带来的更大的开放性与更多的社会支持为藏传佛教及其僧侣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发展空间。

藏传佛教扎仓制度的社会功能探析

扎仓是藏传佛教寺庙的教育机构,扎仓制度具有教授佛学教义、确保藏传佛教"五明"文化传承、培养宗教服务人才、实现藏区社会流动和维持社会稳定的积极功能,但随着藏区社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推进,扎仓制度的低效及阻碍信众接收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的消极作用也逐渐凸显,需要不断调整自身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藏传佛教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

藏传佛教的神圣性是由佛经文本和神圣物象、仪轨体系、僧侣组织等社会构成要素的神圣性特征所支撑的。佛经中的智慧广博,且很多经书由高僧大德用贵重材料抄写,彰显出其神圣性地位;神圣物象无所不在,营造出浓厚的宗教氛围,强化民众信仰。常规仪式形式简单,便于反复践行,宗教禁忌更是时刻规范着信众的意识行为;巫术为信众提供了宗教服务,宗教节日则是群体宗教情感和集体意识和谐释放的渠道,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神圣性的有力保证。僧侣是藏区社会的文化精英,学经的艰苦性和终身性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为僧侣身份贴上了神圣性的标签。

藏区僧侣的社会支持构成研究

藏区僧侣的生存和发展需要社会支持,具体包括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两个方面。客观支持主要指经济供养和政策对僧侣的影响,主观支持主要指僧侣的自我认同、出家原因和休闲娱乐活动对其修行和生活的影响。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的僧侣社会支持呈现出不同的反映。

新时代背景下四川藏区脱贫攻坚中的传媒角色、挑战及着力点

四川藏区的贫困问题由来已久且脱贫工作任务艰巨,传媒在其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以早日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传媒社会学发展学派认为贫困问题的核心是民众流动性格和人格现代化的不足,为了塑造当地民众的现代性格和人格,增强脱贫能力,传媒在四川藏区扶贫开发进程中需要扮演现代价值观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倡导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传媒发挥这一角色的着力点需要加快大众传媒基础设施多样化建设,加强藏语传媒频道开发,创新民族特色文化传播内容,以及全面落实高中阶段义务教育,并加大藏语传媒人才培养,进而扎实推进四川藏区脱贫工作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