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性权利保护的基本问题

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因在认识能力和防卫能力方面的缺陷,其性权利受到侵犯的事件屡有发生。性权利是一项天赋的权利,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当然享有性权利,但因为生理上的特殊性,其性权利的实现和保护存在着一些现实难题。加强对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性权利的保护,应当完善支持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婚育权实现的制度体系,推动对性防卫能力鉴定以及性同意能力判断的个案化,对符合条件的适用推定同意理论,建立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遭受性侵后的救助补偿制度,为精神病患者与智障者的性权利保护打造一个从法律到社会、从教育到救助的全方位的制度体系。

预防性刑法扩张的理性审视和应对

近年来我国刑事法律的预防性刑法扩张倾向明显,在刑法学界引起争议。面对方兴未艾的犯罪化趋势,有必要对预防性刑法扩张进行全面审视和思考。从理论基础来说,对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滥用与零容忍政策的误读,使得二者难以构成预防性刑法扩张的充分理论根据。在轻罪的立法模式问题上,我国的轻罪立法不宜采用“立法定性+司法定量”的入罪模式,违法行为制裁体系的多元化更符合对违法行为分级分类处理的需要,并且越轨行为的早期惩戒对于防止初级越轨发展为犯罪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预防性刑法扩张导致犯罪标签负面效应突出的应对之策,轻罪的司法出罪与前科消灭受到关注。通过司法出罪限缩犯罪圈的效果实现有赖于司法观念的转变和轻罪类案出罪标准的规范化,同时还要监督和制约权力在司法出罪过程中的行使,防止司法出罪成为寻租机会。前科消灭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犯罪标签的消极影响,但也要看到其效果的局限性。作为对风险的反应举措,预防性刑法在某些领域具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意义,但以预防性理念为指导过度扩张犯罪圈,则应当慎重。

自媒体时代反腐败的社会机制及其与国家机制的衔接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面临困境,反腐思维与反腐体制均亟需调整。从反腐败的不同主体出发,客观上存在两套反腐机制:国家反腐机制与社会反腐机制。自媒体的发展对反腐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社会反腐机制因之而取得突飞猛进的成效,但其局限性也显而易见。国家反腐机制与社会反腐机制在各自的运行方式和特点上具有极强的互补性。只有国家反腐机制与社会反腐机制有效衔接、相互配合与相互协调,才能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实现两个机制互补完善,从而达到控制腐败犯罪的最佳效果。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从最高人民检察院《不起诉标准》谈起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我国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都主要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为适应宽严相济政策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合理划定犯罪圈,应当树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轨运行的理念,一方面要严密法网,另一方面,对微罪行为予以宽容。转型期社会现实决定了我国的犯罪化进程仍将继续。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将是我国目前及今后非犯罪化的主要途径,《不起诉标准》就属于这方面的实践。

权、利的双向寻租及其法律规制——兼议贿赂犯罪的整合与刑法完善

"经济人"的"寻租"动机、市场中"租"的客观存在以及监管制度的缺陷等是贿赂犯罪产生的原因。治理贿赂犯罪,必须完善和加强法律制度建设,从增加贿赂犯罪的违法成本入手,严密法网,加大打击力度,提高惩罚几率。基于对《刑法修正案(六)》的分析和评价,文章认为,应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规定予以整合,将商业贿赂与公务贿赂合并统一为行贿罪和受贿罪,并进一步完善贿赂犯罪的有关规定。

介绍贿赂罪存废之辨正及相关问题探讨

介绍贿赂罪的存废是个争议颇大的问题。在对争论双方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辨析后会发现,保留论者所持的诸项理由实际上均不足以论证介绍贿赂行为具有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取消介绍贿赂罪,并将介绍贿赂人作为行贿罪或受贿罪的共犯予以处理,不仅可以避免共犯理论在贿赂犯罪中的尴尬,充分实现贿赂案件处理中的罪刑相适应,而且还可以使现行立法的缺陷得以自动修复。在此前提下,认定和处理介绍贿赂行为时有若干相关问题如"劫贿"需予以探讨。

反腐败中的公民参与及其机制完善——兼议“两高”司法解释背景下的网络反腐

腐败犯罪的新特点使得传统的国家本位反腐败刑事政策已难以应对,反腐格局与机制亟需调整。以公民参与为主的民间反腐行动具有其独特的价值。网络反腐为我国的反腐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希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弊端和负面效应。公民参与是反腐败不可或缺的力量。在腐败犯罪控制的双本位模式中,应当采取国家机制主导、社会机制辅助的基本格局。完善我国民间反腐(社会)机制乃是当务之急。"两高"新近出台的司法解释并未否定网络反腐的积极意义,但如果理解和执行不当,就可能对网络反腐带来消极影响。

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问题研究

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的数量及其占未成年人犯罪的比例都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外来人口第二代特殊的成长背景和经历使得其犯罪与一般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原因方面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外来人口第二代自我认同的心理困境、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以及遭遇歧视等,制度的缺陷是其根源所在。预防外来人口第二代犯罪,最重要的是制度改革与相关社会政策的完善。

刑罚政策合理性之研究

合理性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判断一切事物的基本依据。作为国家刑罚权的运用策略,刑罚政策的合理性既包括实质合理性(价值合理性),也包括形式合理性。刑罚政策的实质合理性主要体现为刑罚观念的转变与刑罚制度的改革;其形式合理性则表现在刑罚政策过程即刑罚政策制定、执行及评估的科学性。

刑事政策刑法化及其实践初探——以社区矫正制度为视角

刑事政策刑法化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刑事政策刑罚化能满足刑事政策的合法性、稳定性需要,并能弥补刑法相对滞后的不足。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从局部试点到全面试行,实现了刑事政策刑法化的成功实践。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适用主体有遗漏,矫正主体不明确,法律监督缺位等问题,应通过明确适用对象、执行机关赋予检察机关监督主体地位和专门立法等方式解决。

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与公民参与

国家.社会本位型刑事政策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和现实国情,契合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改革和发展的理性选择。在国家.社会本位型刑事政策模式中,公民参与既是犯罪治理的客观必要,也是刑事政策科学化的需要,更是现代社会公民的权利要求。我国目前刑事政策实践中的公民参与,无论在参与的范围还是参与的程度等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完善我国刑事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需要在社会基础构建、意识培养、制度建设等方面做出努力。

刑罚基本问题理论研究六十年

20世纪50年代我国刑法学界已对刑罚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刑法学界才开始对此方面的问题予以普遍关注并展开全面的研究。就刑罚的概念与本质、刑罚权、刑罚目的、刑罚的功能、刑罚的价值等问题,刑法学者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诸多观点和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形成了共识性的观点,同时仍存在一些分歧。长期以来关于刑罚基本问题的研究讨论在丰富和深化刑法学理论的同时,也促成了我国理论界和司法界刑罚理念和刑罚观的转变。

刑事诉讼法对少年司法制度完善的价值

少年司法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起步晚,发展速度较慢,多年来只在实体法上有原则性规定,但没有相应的程序法作保障,因此少年司法制度一直处于困境之中。今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这对于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价值。

死刑废止视角下的“生刑”体系重构

现行刑法中自由刑体系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死刑废除目标的实现。在对我国自由刑体系加以调整时应当遵循如下原则:轻重有序,罪责刑相适应;合理配置,考虑刑罚效益。自由刑体系调整的制度设计包括自由刑体系的调整和自由刑相关配套制度的调整。不可假释或减刑的终身徒刑的设置有其必要性。

多重博弈下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兼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取向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进步、国家利益以及刑法谦抑等多方面关系的协调和平衡,是多重博弈的结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无限的、绝对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涉及到不同个体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既包括实体方面犯罪化与刑罚配置,也包括程序方面刑事追诉政策的调整。

在中国的外国人犯罪及其刑事对策研究

外国人犯罪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治安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外国人在中国大陆犯罪具有发案率总体呈上升趋势、犯罪类型复杂、犯罪性质恶劣、犯罪主体涉及国别广泛等特点,因而应对外国人犯罪防控的制度进行检讨与反思,对外国人犯罪的刑事对策进行调整与完善,包括刑事政策的调整、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完善,以及执法的严格、公正和高效。

防疫常态化背景下刑事政策的反思与调整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国内外的疫情形势以及科学研究均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在短时间内不可能结束,对此我国在疫情防控政策上已作了持久应对的准备和调整。疫情爆发初期,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众健康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在防疫常态化背景下,从严从重的刑事政策不具有可持续性,不仅不利于缓解因疫情带来的社会紧张情绪,而且其持续从长远来看,会对国家的法治建设造成不利的影响。在疫情无法确定何时结束、防疫已成常态化的背景下,刑事政策应当作出调整,不是将应激性刑事政策予以常态化,而是从应激性刑事政策回归到常态化的刑事政策。

先行行为立法初探

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的核心。作为义务来源或曰根据的疑难在于先行行为合法性的寻求。先行行为是否法律行为的认定问题,涉及到对先行行为之不作为犯处罚是否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从法理学角度而言,先行行为并非法律行为,不能产生法律义务。并非法律行为的先行行为产生法律上的作为义务于法无据,与罪刑法定主义相悖。我们认为应当隶属于法律行为的上位概念:法律事实(待规定)。如何使先行行为合法化,涉及到先行行为的立法模式问题。参考各国立法例,我们建议在总则中作科学而合乎逻辑的规定,以解决出发先行行为之不作为犯与罪刑法定主义的矛盾。

“超市盗”案件的司法失衡与不起诉标准的规范化

“超市盗”案件几乎已经成为实践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多次盗窃”类案件。目前此类案件的司法处理中存在失衡现象,一是不起诉标准不统一,对于数额相近、情节相似的“超市盗”案件,是否起诉存在着明显差异;二是“超市盗”案件在刑事和解中的赔偿金数额差别很大,随意性较强。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衡现象,其原因一方面是盗窃罪的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之间矛盾的反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害人谅解与不起诉之间的不合理绑定。要解决上述问题,一是在市一级层面统一此类案件的不起诉标准;二是对此类案件刑事和解中的赔偿金数额予以规范化。

挪用资金罪若干疑难问题探讨

1997年刑法新增加了挪用资金罪的罪名。司法实务和理论界对于私营企业主能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资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行为如何认定,挪用资金罪的数额计算,以及挪用资金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等问题,都存有较大争议。弄清这些问题,可为正确适用法律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