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辩护优先于法援辩护”原则的个案异化与制度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逐渐确立了“委托辩护优先于法援辩护”的原则。但这一原则在实务中往往被办案机关忽视,近年来“占坑式辩护”愈发普遍,在被追诉人审前被羁押的案件中尤为突出。究其根源,是因为被追诉人表达真实意思的制度保障的缺失,导致办案机关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以及为提高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率,倾向于为被追诉人“选择不会引起麻烦的律师而非选择最好的律师”。为此,我国应当构建代为委托辩护的沟通核实机制,引进法律援助的选择辩护人制度,设立限制辩护权的程序性制裁措施。

辩护律师庭外言论的类型化分析及规制路径

在两造对抗的司法审判程序中,辩护律师庭外言论往往是其诉讼策略的组成部分,可以分为主动造势和被动反制两种形态。二者的生成逻辑不同,与公正审判的关系也不同。在类型化分析视角下,我国规制律师庭外言论的现有规范偏重对律师主动造势言论的限制,而忽略对律师被动反制权利的保护,且呈现出忠诚义务与公益义务失衡的不足。基于律师职业伦理的单一中心模式,我国对于律师庭外言论的规制应坚持“以忠诚义务为中心,以公益义务为边界”的基本原则,以“严重损害的实质可能性”为标准规制主动造势言论,对被动反制言论进行有限制的保护,最后划定律师庭外言论的“安全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