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化隆沙隆卡遗址炭化植物遗存的考古学研究

沙隆卡遗址2016年度发掘的浮选结果表明,细石器时期居民对植物资源的利用以野生物种为主;仰韶文化时期,粟、黍在当时生业模式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齐家文化时期,作物种类有粟、黍、小麦、大麦、燕麦、大豆等,农业生产呈现出以粟类作物为主的多种旱地作物种植特点;卡约文化时期,作物仅见粟、黍、大麦,仍以粟作为主。粟、黍等本土作物,与小麦、大麦等西来作物在该聚落的交汇可能是史前中西文化交流的反映。

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晚商至汉代浮选结果及初步分析

对河南武陟南东陶遗址东区2023年度发掘中采集的晚商至汉代浮选样品鉴定分析显示,晚商时期先民的粮食作物组合为粟、黍、大豆,作物构成状况指向了粟作在先民农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与中原其他晚商时期植物考古记录具有一定相似性;东周至汉代的考古记录中,以粟、黍为代表的粟作农业仍是先民生业的组成。南东陶遗址的浮选结果为豫西北地区商代至汉代农业结构的探研提供了证据,随着发掘与研究的深入,对这一区域不同时期先民农业经济与生业系统的认识将更加深入。

新砦文化农业综论

对植物遗存、动物遗存、农业工具、聚落形态等文化因素的分析表明,新砦文化农业在王湾三期文化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对后世二里头等文化农业的发展有积极影响。新砦文化农业的强化生产态势主要表现在:多种粮食作物种植,多种家畜养殖,从播种到收割、加工各环节农具齐全,定居程度加强,生活生产设施齐备,聚落规模与性质不等,社会复杂化加深等方面。新砦文化农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传统、文化交流等诸方面因素关联密切。随着考古发掘的开展与研究的深入,对新砦文化农业经济的认识将更加深入。

考古学视域下的史前“时代”概念简说

考古学研究中频繁使用的"时代"概念,是历史学纪年传统的学科特质。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开展与研究的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时代"概念被学者们提出并推广。这些概念的普及,一方面便于研究,另方面却造成了一些问题。有鉴于此,认为在使用这些"时代"概念时要审慎,需厘清相关"时代"概念所指时间范围,在研究中尽量使用既定概念,避免一味缔造新的术语。

河南新密史前先民食物结构的考古学观察

对新密史前考古工作中的食物考古研究梳理表明,李家沟时代,先民食谱以野生动植物资源为主;裴李岗时代,在低水平食物生产的生业模式下,先民食谱中补充了粟、黍、猪等人为干预的动植物资源;仰韶时代,农业在中原地区正式确立,粟、黍、稻、猪等成为新密先民食谱的重要组成,并以若干可食的野生植物性、动物性食物资源为生计补充;龙山时代,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多种家畜饲养制度在中原地区已现端倪,农业所获动植物资源成为先民食谱的主要构成;二里头时代,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多种家畜饲养制度得以确立,粟、黍、稻、小麦、大豆、猪、狗、牛、羊等人工干预的动植物资源在先民食谱中居于不可替代的位置。随着考古工作的继续开展,这一问题的认识会渐趋清晰。

中国古代都城城墙建筑技术的考古学观察——以古都洛阳城为例

文章以古都洛阳为视角,从城墙建筑技术的角度剖析了古代都城的筑城技术。洛阳作为中国古都建都筑城实践始于二里头遗址,从三代肇始期的都城,经由汉魏发展期的都城,至于隋唐转折期的都城,洛阳都城的演变体现了上古至中古时期中国都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其城墙的建筑技术体现了中国古代都城筑城技术的历时性演变特征,在中国古都中具有重要地位。

海岱地区史前城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是中国史前城址发现数量较多、分布较为集中的文化区。在生产发展、社会分化的大背景下,此地史前城址普遍构筑了一定规模的防御体系。这些早期城市的防御体系以城自身防御设施为主,城外天然屏障、周边自然资源、相邻聚落拱卫为辅。史前城防体系是筑城技术进步的产物,反过来促进了龙山时代筑城运动和早期城市化、文明化的进程,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起到了御敌自卫的防御效能,对后代城市防御体系的构建产生了较大影响。

河南史前筑城技术略论

河南史前围垣城址为数较多,筑城技术多样。在墙基处理方式上,以基槽式为主,平地起建式次之;在城墙主体的建筑方式上,以版筑为主,夯筑次之,堆筑最少。与其他文化区相较,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史前城址筑城技术先进,可称为史前筑城技术流派"中原模式"下"河洛亚模式",是社会复杂化的产物,在文明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后世城市建设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简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城垣建筑技术

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城址占全国范围内同期城址的半数以上,分属北方、中原、海岱三大文化区。就筑城材料而言,北方地区基本为石城,中原、海岱二区则为土城;就城墙主体的筑造技术而言,北方地区以砌筑为主,中原地区以版筑、夯筑为主,堆筑为辅,海岱地区以堆筑为主,部分夯筑,个别版筑;就城墙底部的处理方式而言,中原地区半数城址挖有基槽,北方、海岱地区则基本为平地起建。北方地区的石砌城址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中原、海岱地区的版筑、夯筑城址则代表了新石器时代筑城技术的最高工艺。二者可分别以"北方模式"和"中原—海岱模式"命名,这些城址在早期文明化进程中有重要意义。

安徽史前城址初论

安徽是中国境内史前时期城市遗址发现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此地的史前城址分属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这些城的兴建,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是中国龙山时代筑城运动的产物,在安徽地区史前时期社会复杂化和早期文明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重思史前城市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为中国早期城市孑遗的史前城址,历来是文献史学界、考古学界、历史地理学界所津津乐道的热点话题。但在研究中史前城市其实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诸如城市遗址名称的选择与确定、界定城市与否的条件、厘定城市数量的方法、衡量城市规模的标准、城市遗址中多重城垣现象的分析、考古发现的城市遗址与古代史料结合的问题等等。这些既是史前城市既往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难,也是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些疑难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和讨论,能促进史前城市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河南新郑史前农业初论

已有考古工作表明,河南新郑地区的农业至迟发端于裴李岗时代,粟、黍、稻等粮食作物,猪、狗等家养动物在先民生业系统中扮演着一定角色;仰韶时代,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表现出进步态势,农业有所发展,可能已成为聚落先民生业的主体;龙山时代,农业进一步发展,聚落层级化趋势更加明朗;二里头时代,作物种类有粟、黍、稻及可能性的小麦,家养动物包括猪、狗、牛、羊等,具有农用功能的工具更加齐备。史前先民通过发展农业,经受住了气候事件的考验,区域性政治实体--城市聚落得以建立起来。

蒙元首都哈剌和林城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

作为蒙元时期首座正式以都城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哈剌和林的军事防御问题受到了统治者的关注与重视。从都城选址到营建,从都城周边的人工防御设施的建立到后勤保障措施的推行,蒙元统治者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备的城防体系,为哈剌和林的安全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对蒙元时期其他几座都城的营建有重要影响。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河南新密古城寨遗址考古发现以来,20年来学界对其尤其是龙山时代的城址开展一系列研究,取得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在族属、建筑、器物、生业、环境、社会等多方面。这些研究既在某些方面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也存在对部分问题的歧见,整体上促进了对该遗址研究的深入。但既往研究也存在着公共考古力度不够、材料公布有限、多学科合作研究少的问题,有待加强。

植物考古话语体系下的“可能性”分析

植物考古作为考古学研究中的一种方法,在探讨古代人类食物结构、 生业模式、 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发挥着日渐重要的作用。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囿于田野发掘工作、植物考古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这种方法目前还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在科学的考古学研究中,应当承认植物考古方法所得假说并非确凿无疑的定论,在加大样品力度、运用多种方法和证据阐释相关问题的同时,尽可能多使用“ 可能” 、“ 或许” 等或然性概念, 尽量避免使用“ 绝对” 、“一定” 等必然性术语。

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生业考古新证——山东青岛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的考古学观察

对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即墨古城改造项目三官庙遗址浮选结果鉴定分析显示,就植物性食物资源的获取模式来看,海岱龙山文化三官庙聚落先民的生业系统包括作为生产性经济的食物生产和作为攫取性经济的采集行为两大组成部分。基于食物生产的作物组合为粟、黍、小麦、大麦(青稞),在可能存在的多种作物种植体系中,粟作农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其他植物遗存暗示了先民对其他植物资源利用的可能。本次浮选为胶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先民农业经济、生业模式提供了新证。

青海化隆沙隆卡遗址生业经济研究--来自淀粉粒的证据

通过对沙隆卡遗址陶片及石器表面残留淀粉粒的分析,发现了来自禾本科粟(Setaria italica)、小麦族(Triticeae)、壳斗科栎属(Quercus)、块根块茎类植物的淀粉粒,数量较为丰富,种属来源较为多样,显示了沙隆卡遗址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壳斗科栎属、块根块茎类淀粉粒的发现,弥补了大遗存研究的不足,提供了沙隆卡先民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的新证据,为青海东部地区史前生业经济研究提供了一批重要的信息。

甘肃广河齐家坪遗址2016—2017年度浮选结果的考古学观察

齐家坪遗址2016—2017年度浮选结果显示,齐家文化的作物组合为粟、黍、小麦、大麦,宋金时期增加了燕麦、荞麦2种作物;作物构成由粟黍为主演变为以小麦、大麦为主,暗示着多种作物种植体系中麦作农业规模的扩大和比重的提升。此外,齐家文化及宋金时期的其他植物遗存中,也不乏具有食用功能者,但与粮食作物相较,它们所占比重较低,可能并非聚落先民植食资源利用的主体。齐家坪遗址的浮选结果为齐家文化农业乃至生业经济讨论提供了新证。

学术史视角下考古学文化名称撮议——以郑州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为例

在已确认的中国史前—夏商时期诸考古学文化中,有一些文化的命名不但与河南郑州地区遗址地名关联密切,而且属于考古学研究中的高频词汇,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篇章。在考古学界对相关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学科背景下,从学术史角度考察以郑州地区相关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名称概况,并在此基础上重温考古学文化命名方法,针对发现的同一支文化存在不同名称及文化名称中有与现地名不一致等现象,认为不必在既有文化命名已深入人心的前提下刻意“制造”新的文化名称来取代旧名,也不必因循守旧对具备条件的文化不予命名,并纠正错别字现象以与今地名相符。通过总结与梳理,提出对普及郑州地区公共考古乃至公众历史教育知识和书写郑州本地考古学史的思考。

山东章丘宁家埠遗址(2016)炭化植物遗存分析

对宁家埠遗址2016年发掘区龙山文化、商末周初、东周、汉代和宋元时期土样的浮选,发现了4474粒炭化植物种子果实,包括粟、黍和大豆等农作物,黍亚科、藜科、豆科和菊科等非农作物的种子果实以及少量硬果壳核。量化分析表明,宁家埠遗址从龙山文化到东周时期延续了中国北方地区的旱作农业传统,农作物以粟为主,到东周时期,农作物的比例明显上升,可能是随着铁制农具的使用,农业生产技术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各类野生植物遗存反映了居民对聚落周围野生植物的利用和聚落周围的生态环境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