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工具研究的过程论视角:优势、逻辑与框架

在政策工具研究形成的技术论、设计论和过程论三个流派中,技术论过于微观、发散,并且与其他研究领域重叠;设计论趋于抽象、复杂,与经验分析存在一定距离;过程论的优势在于,它是事实与规范结合最为均衡的视角,并且与政策过程论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对政策工具形成、运用、变迁的认识构成了理解政策工具全生命周期运转的逻辑基础。根据近年来政策工具理论的发展,结合对政策工具过程理论优势和逻辑基础的分析,可总结出政策工具议程、工具-制度变迁及政策工具创新三个过程论的主要分析框架,从而为推进政策工具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评价——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

本文对与政策工具评价相关的文献进行分析发现,政策工具目标、属性及执行是评价政策工具的基本要素。对6个典型的政策文件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得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目标、属性及执行方面的信息,以此作为评价依据。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使用中,目标选择及工具属性具有合理性。但是,在政策工具执行中,存在政府职能定位不合理及知识传播机制不通畅问题,需要政府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工具选择

与既往文献相比,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分析中,运用政策工具视角能增加研究解释力。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研究中,存在管制工具过多和内部政策工具不足的问题。完善政策工具选择应该引入"新治理"理念,选择市场化和社会化政策工具,围绕政策工具选择,优化政府自身组织形式。具体而言,通过市场化政策工具增加企业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动力,通过社会化政策工具提高社会与新能源汽车发展协同度,通过内部政策工具增强政府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引导力。

亚里士多德中产阶级理论对当今社会管理的启示

亚里士多德是中产阶级理论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应该是我们理解其中产阶级理论的出发点。在我们建立一个共同富裕、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的同时,亚氏能启发我们思考这个中产社会所基于的伦理准则。

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由思想浅析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比较了伊壁鸠鲁与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肯定了伊壁鸠鲁反宗教的自由思想，这也是马克思自由思想的重要出发点。后来，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论，号召工人阶级反抗压迫，获得实现自由的客观条件。可把马克思的自由思想分为自我意识的自由和外在的自由两个方面，其博士论文是自我意识自由研究的重要文献。在自我意识的自由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研究探索还远远不够。

古典公共行政理论的现代价值浅析

威尔逊，泰勒与马克斯韦伯分别是公共行政学，科学管理理论和组织管理理论的重要开创者。对以后的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具有深远的影响。对古典公共行政学的否定往往是忽视了他们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他们提出了公共行政学的基本问题，理论成果具有直接的现代价值。对他们理论的批判继承是今天进行公共行政理论创新的基础。

政策工具研究的价值论视角:缘起、机理与拓扑结构

在政策工具理论凸显其重要性的背景下,研究共识的薄弱使该理论陷入合法性危机。通过文献分析发现,政策工具理论与社会问题“公共性”的探讨密不可分。旨在创造公共价值的政策工具价值论,顺应了价值因素对政策工具理论的催生、支撑与批判趋势,也能充分利用公共价值管理范式对价值因素的系统研究成果。基于此的工具价值论拓扑结构,一方面使政策工具本质、类别、选择的以往知识有了价值向度;另一方面也更加注重公共管理者在联结工具与价值、增加工具丰富性、提高工具支持度方面的能动性。政策工具价值论视角旨在探寻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中观工具理论,对于我国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庄子·应帝王》篇中的治理之道对当今社会管理的启示

《庄子·应帝王》篇认为统治者应该超越自身的局限,从普遍的人性角度出发进行统治。这启示社会管理者不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形成是非观念,进而强制推行什么反对什么,而应该从社会群体客观的内在联系思考社会现象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把握全局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才能使社会中的每个人各尽其能,各安其所。

论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

住房制度改革牵动乃至改变了数千万家庭的生存状态,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城市改造加快,这些伴随经济增长的居民福利显而易见,但普通居民面对住房问题的沉重压力也伴随城市房价的节节上升而与日俱增,以市场化为特征,由市场机制与社会保障制度有机结合而构成的新的住房体制,尚有许多方面需要建立、健全和完善,我国的住房制度改革还远远没有到位。本文试就这个问题谈几点看法,以求抛砖引玉。

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理性思考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的应用渗透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网络为载体的政策参与形式方兴未艾。网络政策参与以其自由性、低成本、平等性等优势,客观上缓和了现实社会中公民政策参与的困境,为公民政策参与开辟了新的渠道,同时又面临着数字鸿沟、信息霸权、参与主体的不理性等新的问题。我们在赞赏网络政策参与为公民政策参与开创新局面的同时,也应该理性地看到网络政策参与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下所固有题,并在此基础上规避风险,推进公民网络政策参与的有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