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安全视域下金融科技的风险应对与法治保障

在数字化时代,科技深度赋能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易引发国家金融安全风险,包括与传统金融活动结合、构建新型金融网络系统及新兴科技直接应用等场景。金融科技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在于,随着金融体系的中介类型增多、金融风险传导渠道增加,新金融网络体系会产生基于“关联”的风险。金融科技“破坏性创新”的特征,会从金融监管立法与实施两个方面冲击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从而加剧监管失灵。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亟须理论层面的反思与重构,进而形成金融科技的“动态协同”治理模式,从外层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安全、中层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和内层金融服务行为三个层面,构建多层次的金融科技法治保障体系。

证券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范围与法律责任承担

以新《证券法》为核心的注册制改革将信息披露义务置于证券监管的核心,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确定和相应的人员责任成为新制度的关键。在《证券法》的授权下,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概念内涵不断被扩张解释。同时,信息披露违法的人员责任也进一步加强。但在这一趋势下,仍应考察监管制度扩张相关主体的合理性。基于证券责任制度与证券活动相适应的理念,应明确发行人为狭义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信息披露承担严格责任。对信息披露负有不同类型义务的其他主体,依其违反相应义务的情形而承担不同程度的过错责任。

注册制改革下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质量提升建议

证券发行注册制从试点过渡到全面推行,对发行人信息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注册制下,信息披露应由监管导向转向投资者需求导向,以简明有效的方式为投资者提供决策所需的充分信息。本文考察了域外发行信息披露制度与实践,并检视了我国相关做法。在现有准则的基础上,本文提出,招股说明书应进一步规范发行人对自身风险因素的披露方式,分类列示相关因素,并对其进行定性判断;借助商业理念清晰化发行人业务与技术的披露逻辑,便于投资者更有效地衡量发行人的价值与风险;完善发行人控制人的认定与披露内容,为投资者完整呈现发行人的治理结构特别是控制人在其中的积极影响。

深化法学对外交流合作

法学院校应当找准自身在法学对外交流合作大局中的角色定位,为深化合作成果、构建学术共同体、彰显中国法学魅力,提供更坚实的制度保障、更卓越的智力成果和更充分的人才储备。

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的进展与疑惑

修订后的《证券法》及证监会制定的《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通过确立共同对手方、分级结算、货银对付等原则,完善了我国证券登记结算法律,然而对于诸如存管概念、《管理办法》效力权限的不同认识,仍将在实践应用中构成疑问。登记结算机构试图在自己和证券买卖者之间设立防火墙的愿望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但在分离的明晰度上结算环节要好于登记托管环节,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功能整体上没有改变。立法应在维护系统稳定与保护投资者间寻求平衡。

WTO争端裁决对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影响分析

WTO成立以来的争端实践澄清了农业相关规则,确立了《农业协定》、《补贴协定》、GATT同时适用于农业政策的原则。农产品出口融资支持,乃至影响出口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均受到严格规范。过往引发WTO争端的问题,如市场价格支持的计算、"绿箱"支持的判定标准等,是当前我国农业支持措施受到外方关注,可能引发争议的焦点。在此形势下,我国应研究WTO农业争端裁决之于农业支持政策调整的影响,谨慎制定对内和对外农业政策,积极推进农业支持的法制化。

注册制下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重构与完善

注册制改革把对公司进行价值判断的权利更多地交还投资者,而要避免可能随之而来的“柠檬市场”,则须进一步完善我国的信息披露制度。从信息披露系统内部看,我国资本市场信息尚未实现有效流动,存在“信息堆积”现象;从信息披露系统外部看,机制参与主体单一,对信息披露质量的监督力量匮乏。重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需要进行披露内容形式简明化与有效化改革,完成信息披露由“监管者导向”向“投资者导向”的逻辑转变;同时,有必要引导证监会之外的市场多元主体力量在信息披露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注册制下的中国证券市场持续革新。

证券市场中介机构的法律职责配置

中介机构作为资本市场"看门人"的功能正普遍受到强调。在综合借鉴境外实践基础上,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保荐人牵头责任"模式,然而在审查范围、尽职标准、责任划分上问题不少。律师事务所的特殊性目前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在中介机构与发行人/上市公司之间,宜坚持连带责任原则,但应明确前者的免责事由;在各中介机构之间,独立判断基础上的分工合作及区分责任或是更好的选择。

智能投顾发展的法律挑战及其应对

智能投顾专注于简化操作和提升投资效率,一经推出即受到各国投资者关注。当前智能投顾在我国的应用可主要归纳为效仿域外Betterment的主流模式、资产配置建议模式以及证券投资模式。作为舶来品和新生事物,智能投顾在市场准入、账户全权委托、机器人严格责任、投资顾问信义义务等方面对现有法律制度提出了挑战。借鉴美国相关经验,我国对智能投顾的监管应当奉行包容性原则,以改革证券投资咨询制度为突破口,以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信义义务为主线,以信息披露为重点,寻求金融科技和金融监管的协调统一。

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模式

探索创新涉外卓越法治人才的培养模式,是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教育领域制定和实施“十四五”规划过程中的重要问题。目前,涉外卓越法治人才培养实践面临教学培养体系有待完善、能力训练中对实践性强调不够、体制机制方面存在障碍等三项突出问题。夯实复合交叉培养、开展法律诊所实训、探索新型联合培养项目是法律院校应对上述挑战的最新尝试。在国家层面,“两支持、一引导”(政策支持、经费支持、项目引导)的组合方案可被考虑。

证券违法活动检举人的激励与保护机制——美国的相关实践及启示

拥有证券违法活动原生信息的个人向监管部门举报,是发现和制止不法行为、加强公私协同提高执法绩效的重要途径。美国的证券违法活动检举人相关制度源于奎潭规则、《虚诈(检举)给付请求法》、《检举人保护法》等,并以《多德-弗兰克法案》为契机,通过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与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执行规则集中呈现。以"比例加幅度调节"为核心的弹性奖励安排较好地平衡了各类诉求,既保持了适度激励,同时又与内部举报、私人诉讼等实现了制度衔接。我国现行的证券检举人规范较为粗简,存在激励与保护功能的双重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数字化时代个人金融数据治理的“精巧”进路

针对个人金融数据的良法善治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个人金融数据治理中出现的数据泄露与管理失范的现象,可能引发直接经济损失及国家安全风险。现有治理体系存在治理框架体系性与协调性缺乏、治理标准不周延、治理路径滞碍颇多、治理对象与结构之间张力显著等问题。“精巧规制”理论主张治理主体与治理工具的多元组合,并在治理体系的诸多方面与个人金融数据治理相适配。朝向“精巧”的个人金融数据治理转型应以政府法令完善数据治理框架,厘清数据治理的底线红线,加强数据全链条保护下的事中阶段治理,倡导政府、第三方组织与公民社会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引导和规范治理对象的自我规制。

信用担保领域的典型案例、行业发展与法律规范

信用担保活动对于我国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的影响日渐显现。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结构性悖论与行业流弊不容忽视。中科智、中担、华鼎、金诚、金邦、融典担保等案例,反映出不少担保公司及控制人偏离主业、违法违规。相关司法实践和新近法规对于防止挪用客户资金、遏制非法集资和非担保活动具有一定效果。需要进一步考虑的是,将责任与能力匹配起来,完善细化规则,促进各方归位尽责与行业可持续发展;同时,优化监管流程及架构,发挥市场和自律的作用。

创寻制度“乔布斯”(JOBS)红利——美国证券监管再平衡探析

JOBS法是继萨班斯-奥克斯利法、多德-弗兰克法之后,美国资本市场和公司证券领域又一部里程碑式的法律。其大幅修订了美国现行《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等的相关规定:通过减轻各项法定义务、允许对注册表草稿秘密审议、放松对分析师参与的限制等为"新兴成长公司"重启美国资本市场;拓展或创设了三类发行注册豁免机制,包括"A+条例"、"汇群集资",大幅放松了对私募中广告或公开劝诱的禁止,从而便利中小型企业融资;分类调整了公众公司门槛,增强企业的灵活自主性。这些变化显示美国金融监管正在尝试寻求"抓大活小"的再平衡,促进创业与就业,并对我国实践带来启示。

证券律师的职责规范与业务拓展

我国律师证券法律业务的规则体系渐趋成型,以证监会、司法部"管理办法"为核心,呈现出较清晰的思路和层次。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律师事务所相关实务的调研表明:若干早期规范已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亟待调整;律师尽职查验仍遭遇各种现实障碍;各中介机构之间的职能和责任边界不甚明确;律师业务领域有必要拓展,例如尝试牵头起草招股书;"管理办法"中的一些要求值得推敲,监管部门应提高服务水平。

发展规范我国私募发行的分析

证券市场本身并非法律设计的产物,相反,是证券市场本身无法解决的问题需要法律回应。认真总结以往定向募集领域中的经验教训之外,规范证券私募发行也应着眼于解决现实问题。

香港保荐制度改革新规述评与镜鉴

2013年10月1日,香港关于保荐人监管的最新改革措施正式实施。新规则对信息披露、尽职调查、资源投入、流程文牍等加以明确,引入了针对保荐人的刑民事责任,是对其权利、义务和责任的一次再配置和再平衡,也是对洪良国际等现实案例的回应。以此为参照系,检讨万福生科等违规事例,内地应在发行注册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坚持并完善保荐要求,做出更好的制度安排。

中美一流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以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为例

北京大学和哈佛大学在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上有许多相通之处,均以培养实践型人才为主要目标,以层层递进的培养方案帮助学生系统性地成长,兼顾国际化与本土化,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通过对比,认为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我国高校在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在课程安排、方向设置等方面仍有进一步的优化空间,资源投入也需进一步跟上,同时对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法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应有信心。

互联网平台拆分销售私募债问题探析

区域性股权市场定位于为中小微企业私募证券的发行、转让及其他相关活动提供设施与服务,是私募证券市场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也开始尝试与互联网平台合作销售私募债。本文拟以"招财宝"等互联网平台销售区域性股权市场私募债被证监会叫停为入口,复盘互联网平台拆分销售私募债的交易模式,并分析其背后的法律争议,探讨立法者如何在金融创新与中小投资者保护之间寻找平衡。

特定对象发行:制度构建与疑义相析

诞生于1993年的公司法,守护并见证了中国艰难的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的风雨变迁。事易时移,变法宜矣!历经多年实践的锤炼和理论的争锋,这部素有市场主体基石之称的法律,经修订后,于2005年10月27日,在饱含希冀的目光中,以全新面目走向前台。立法者亦当细为参酌更多的未被采纳的见解,并将其合理性最大可能地体现在配套细则中。唯此,方能辉映出我国公司和资本市场的美好前景。鉴此,本刊特组织5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勾勒变法路径,剖析法理得失,期望能够为公司法的诞生献上祝福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