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立法与日俄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交涉--以“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为线索

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中立政策与中立法运用向来备受质疑与批评,这些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近代中国中立的困境“一部中立”与“不完全中立”有所忽视的表现。上述困境与列强在华势力的存在和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密切相关,从而在日俄战争时期引发出一系列超越中立法发展阶段的法理矛盾。在“复州日设民务公所案”与“辩驳俄国布告案”中,中方不仅朝着对本国有利的一面对既有中立法条文进行延伸解释,还注重获得各国支持,而且借助日俄战争的契机,向国内外重申了对东三省的主权,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权益,可见清政府的中立并非完全消极。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期间的外交政策,透露出近代中国的国际法运用具有深刻的复杂性,也揭示了近代中国实现“文明化”的努力,始终面临着列强在华势力这一根本性障碍。

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三个层次(1917-1949)

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央政府始终未能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及其与中央政权之间充满矛盾和冲突,甚至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同时,中央和地方政权与各种外国势力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其中,苏联(苏俄)对华关系最为特殊,存在着三个主体和三个层次,即苏联政府和中国中央政府、苏联政府和中国地方政府、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从1917年到1949年,中苏关系在大部分时间是中央政府层面的交往,苏联对华政策虽有国际共产主义的考虑,但更重要的是追求其国家利益,这使三层关系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重心也发生转移。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多层次和多主体特征使这一关系成为同期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复杂的,并留下了诸多需要研究的问题,涉及领域除中苏关系之外,还有苏联史、国际共运史、共产国际史、民国史、中共党史等。多层次、多主体这一特征应该是研究民国时期中苏关系的基本出发点之一。

晚清国书与中西国家间信息传递方式的变迁

西方公使在觐见清朝皇帝呈递国书时的礼仪问题,向来被视为清朝君臣固守传统的表现,实际上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英美等国的观感已开始发生转变,从而使国书重新出现,并成为中美交往伊始的信息传递载体。而国书内容与性质的变化,不仅是英美等有约国对华传递信息方式变迁的表现,还与清政府应用西方常驻使节制度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促使晚清时期清廷对西方国家的信息传递出现双重路径。深入分析晚清时期中国对西方国家传递信息方式的变迁历程,可以发现它是中西方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互相调适的过程,充分表明了清代中国外交转型的复杂性。

论晚清全权大臣的形成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时期派遣全权大臣的犹豫不决向来被视为顽固保守的表现,实际上忽视了英法外交官利用全权代表议约制度实现侵华权益最大化与合法化的行为。面对外来的各种要求,清政府灵活应对。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期间派遣钦差大臣进行议约交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咸丰帝维持议约秩序不受干扰,最终任命的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奕䜣也没有自主行事。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顺应与多国交往的新形势,在维护权益的基础上主动任命全权大臣,颁发全权敕谕,以对外议订通商条约。从晚清全权大臣的形成过程来看,清廷一方面通过调适本国制度实现了与西方议约制度的接轨,另一方面也坚决抵制外国的侵权举措,反映出近代中国在运用西方议约制度时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驻美公使梁诚与日俄战争

1903年4月中国驻美公使梁诚正式赴任,随即接受清政府的命令,致力于策动美国照会俄国按约撤兵。日俄战争爆发后,梁诚受命为维持中国中立、反驳俄国指控与美国进行交涉。当日本与俄国在朴茨茅斯进行和谈、拒绝中国介入时,梁诚又担负起搜集信息并及时汇报的使命。在此过程中,梁诚为清廷因应日俄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一名杰出的驻外公使。像梁诚一样,日俄战争期间的一些中国驻外公使已拥有久于其任的能力,1907年驻外使馆改革又提供了制度保障,他们成为中国早期的职业外交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