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乡村建设中的艺术实践

在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中,乡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时至今日,中国乡村的危机非但没有缓解,反而随着政治运动以及资本侵蚀,陷入到空壳化、原始化的险境之中,陷入到荒漠与冷漠的生态与世态之中。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即是重新探索城乡建设与社区营造的各种可能性,以此实现对文明传统的再追索及当下社会的再修复。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于2016年7月28日组织召开"乡村建设及其艺术实践"学术研讨会,基于上述主题展开讨论。

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本文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 ,从“问题意识”、作为“过程”的制度史、作为“关系”的制度史、严格学术规范 ,加强学术交流四个层面阐释了什么是“活”的制度史 ,以及如何才能将制度史研究做“活”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本文希望讨论的问题,是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到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体现为一个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的漫长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创新与因循:“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变革

邓小南认为,对"祖宗之法"的不断诠释过程,寄寓着士大夫们建树统治规范、实现长治久安的深切期望,并折射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理想;而对于"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则是酿成赵宋因循保守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葛金芳认为,宋代虽然仍以农业立国,但在高度发达的农业经济之基础上,已经生长出城市、货币、商业、信用、海外贸易等诸多工商业文明因子,雇佣劳动、包买商惯例、商业信用、集资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踪迹可觅。张其凡认为,宋代兵制改革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军队的职业化、雇佣化;军权直接隶属于皇帝,军队成为皇帝的私兵;军队领导机构的多元化;重视禁军的选拔、补充和教阅,严阶级,劳其力;以及在兵力配置上"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等方面。何忠礼认为,北宋的科举改革不仅有利于政治的清明和中央集权的巩固,而且还推动了宋朝社会经济、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的繁荣与进步,其所获实效确实不容低估。李华瑞认为,士大夫们在王安石变法中所表现出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三不足的大无畏精神,以及变法措施中显现出的近现代社会经济理念的诸多端倪,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其表现在精神层面的历史意义要远大于当时变法无论成败与否的经验教训。

宋代历史再认识

相信许多在大学中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老师，都曾面对学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宋代？不少学生从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中、从前辈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意识到宋代的“积贫积弱”，特别是鼎峙与战争中国势的不振；而与此同时，却又在西方流行的史学著述中，注意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谢和耐（Jacques Gemet）、伊懋可（Mark Elvin）等汉学家对于宋代历史的极高评价，甚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China：A New History）。学生们往往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宋代“祖宗之法”治国得失考

在帝国时代，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如何对其形成制约，是官僚政治遇到的难题之一。宋朝君臣共同提炼维系的“祖宗之法”，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纽结。

略谈宋代的“堂除”

宋代的文官选任,除两府至侍从官等高级臣僚由皇帝指定外,主要经由两类部门负责。一是由中书门下(政事堂)负责的“堂除”,一是由吏部经办的“部注”。后者负责处于官僚队伍中下层的大批常调官员,实际上包括吏部尚书左选(原审官院)与侍郎左选(原流内铨)两层等级。元裙元年(1086年)吕陶的一段话,大体上概括了这种情况:朝廷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至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而下及已经进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

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

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邓小南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宋廷订立铨试之制。铨试法的施行，是宋代官僚管理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于这一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对于铨试法中所规定的具体内容，记载宋代史事的几部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

忆念吴宗国老师

2022年8月,我在外参加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考察活动,在手机中突然看到吴宗国先生去世的讣告,当时感到非常突然。身在外地,心中无限牵念,却也没能参加先生的告别仪式。以前知道先生家中有“长寿基因”,没想到骤然间阴阳两隔。我和吴先生都住在蓝旗营,楼栋相邻,过去经常看到先生和师母在院内活动,曾去府上拜望过先生,有时也在楼下和先生“接头”。这段时间常想最近怎么没有遇到先生,但总觉得可能是因为疫情不便外出。

历史研究要强化史料辨析

史学的特性在于注重实证、注重反思。历史研究的根基在于史料，研究成功与否取决于史料与“问题意识”的结合成功与否。从这一意义上说，历史解释要靠史料说话，史料的收集与辨析是历史研究的基础。经由“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对今天的历史认知有所贡献。

光伏发电的未来趋势

简述了我国及国外太阳能利用的现状,并展望我国光伏发电的前景。

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

所谓“语境”问题，是指某一说法得以流行的现实情境，实际上涉及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涉及时人的认识心理与解释角度。所谓“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历史上并非与朝代兴亡同步，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一方面是民族冲突与民族融合进程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也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

引言

歷史上的信息流通問題,關係到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諸多方面,是極富研究價值的課題。所謂“信息”,天然具有流動性質,是研究者討論“運作”、追蹤“過程”的題中應有之義。信息産生的政治功能,一定程度上決定着内外多方的互動態勢,是任何朝代、任何政權都無法忽視的。政權之間的信息溝通,歷來是軍政形勢判斷與重大決策的基礎;不同政權轄下族群、民庶之間的信息往來,也是文化交流過程中的重要依託。

宋代史料整理二题

历史学是一门启人心智的学问。它对于我们的吸引力,是与它所面临的挑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学所仰赖、所辨析的丰富材料,所关注、所回应的特有议题,是我们要终生面对、尽心处理的对象（1）。史学领域中新议题与新研究的出现,有赖于史料范围的不断开拓。距今86年前,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即指出新材料与新问题对于＂一时代之学术＂的重要意义。

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

如何在论著数量剧增的同时，提高研究的水平，已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延请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五位学者，就“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这一议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所谓“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其要义无非在于推动学术的创新。各位学者或就宋辽金史研究在整体上如何调整视角，摆脱困厄，拓展新议题，抒发己见；或就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现状献疑直言，以求推陈出新。

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

一，开篇：感想点滴（一）美术史，本是“作品的历史”。中国历史上的绘画书法作品，被欣赏，被观察，被置于特定脉络中予以解读，研究成就斐然。美术史成为当今对于历史学界影响最为深切的学术门类之一。美术史研究，首先注意作品形式、风格发展的内在理路，而不轻易牵引至其他领域，亦避免作生搬硬套或庸俗化的政治解读。与此同时，学者也观察到，书画作品的内容及其呈现形式，作者的审美情趣、运思方式、艺术风格，是社会生活和文化氛围滋养熏陶的结果；而不同流派的书画，众多作者的佳品，在千差万别中沁润着某些共存的印痕，渗透出某些新起的导向，共同酿就了特有的时代情调。

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

"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说法,自2001年提出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还需做些说明与补充。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斥: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活"起来。就中国古代制度而言,有"制"有"度",具备恒常标准,而现实情况则复杂多变。稳定的制度,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端的解决问题途径。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二者矛盾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于魅力之处。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生态环境,即所谓"制度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

永远的挑战:略谈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议题

在历史研究中,材料与问题密切关联,"论从史出"、"材料即史学"之类的说法都是学者从一定意义上对材料与问题间关系认识的表述。如何解读材料,如何从材料中发现问题,如何运用材料最终解决问题,是史学研究者始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材料与问题的把握方式影响着研究水平的高下。为此,我们特推出由邓小南、吴宗国、李裕民、张邦炜、龚延明等5位学者撰写的"历史研究中的材料与问题笔谈"。这组笔谈或从理性高度予以阐发,或结合自身实践进行探讨,希望能对史学研究者尤其是史学后进开拓研究视野、端正研究方法有所裨益和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