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逻辑思维对诗性的背离与回归——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

论中西形而上学语言的自否定向“语言学之后”生成

中西形而上学的语言都表现出固有的自否定倾向,但又有不同的风格。西方形而上学是逻辑意义上的自否定,即逻辑系词“是”的存在论必然会遇到自身的语义悖论,显示出语言在其根本处所隐含的辩证本性。中国传统形而上学则是意会中的自否定,即在起点上就是从悖论开始的,但并不在乎逻辑,而是深入到悖论底下不可言说的隐喻,因而具有反语言学的语言倾向。当代形而上学的重建必须以语言本质中的这种自否定结构为中介,一方面借助于西方哲学的辩证法而将语言的非逻辑功能容纳于逻辑功能之中,以超越“物理学之后”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使中国传统诗学的“言外之意”成为“元语言”之内的本质要素,以摆脱“伦理学之后”的局限性,由此而生成一种以语言的自否定这一辩证本性为动力结构的“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

胡塞尔现象学导引邓晓芒（武汉大学哲学系）近年来，胡塞尔现象学在我国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尽管已翻译了不少胡塞尔的著作，也有相当一批介绍和研究文章，但人们仍感到胡塞尔的思想难以把握。本文试图以简明扼要和清晰易懂的方式对胡塞尔现象学的内在线索从总体上...

康德自由概念的三个层次

文章把康德的自由观划分为“先验的自由”、“实践的自由”和“自由感”三个层次。 (1 )“先验的自由”在理论理性中为实践的自由预留了一个可能的自由的“理念” ;(2 )“实践的自由” ,分为“一般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的任意”(derfreieWillk櫣ｒ)和“纯粹实践理性”的自由即“自由意志”(derfreieWille) ,两者都具有自由本体的意义 (不纯粹的或纯粹的 ) ;(3 )“自由感” ,分为审美鉴赏的自由感和社会历史中的“自由权”(言论自由、立法自由、财产权等 ) ,这两者都被划归“反思的判断力”的范围 ,并非人的自由本体 ,但却都是人的自由本体的“象征”或“类比”。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近代启蒙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鉴此,本刊特约请国内一些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共同探讨"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问题。学者们或者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中,解读卢梭的"公意"学说和自由思想及其对于近代启蒙的意义,从而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或者以康德的启蒙学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或者考察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向学说的前瞻性与历史局限;或者通过对启蒙限度的考究,凸显正当信仰的重建在科技理性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组笔谈注重史实,富有历史使命感。本刊相信,在倡导科技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组笔谈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谈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于文杰博士的协助,在此特致谢意。

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思想

站在现象学方法的高度，对马克思的人学思想进行现代解析，可以发现马克思人学的崭新实质。马克思通过对自然主义人学的批判，对人的本质的现象学还原，对人的本质的意向性结构和主体间性的分析，以及对人－自然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实现了哲学史上对人的本质探讨的一次革命。马克思在本体论上第一次把对人的存在的研究提升到了现象学的层次，而在方法论上又暗含着后来由胡塞尔等人阐发出来的一系列现象学思想。我们从本体论与认识论、社会性与“先验性”、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三个方面，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人学现象学与胡塞尔现象学的区别。

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的主导方面,非理性主义是其附属方面,双方构成西方哲学史中的一对矛盾,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加超越和提升的结果。这一矛盾来自古希腊理性的两大精神要素逻各斯和努斯的交替上升,体现为柏拉图的"迷狂说",但不是前理性的迷狂,而是理性基础上的迷狂,有别于中国传统的非理性。西方哲学的非理性是由理性中的努斯发展出来的,但常与宗教神秘主义合一,到黑格尔才明确将二者分开,但仍免不了堕入理性神学。

胡塞尔现象学对中国学术的意义

马克思实践哲学通过人的“感性活动”与胡塞尔现象学通过人的“意识现象”来直观人的本质的思想方法，都在批判继承康德、黑格尔哲学的基础上超越了古典自然主义哲学，因而有相近之处。把现象学方法批判引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当今人文学术更高层面的发展具有重要创新意义。

教育的艺术原理

教育与艺术有本质的相通之处,教育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文章从教育的目的、教育与受教育的关系及教育的技巧三个层次分析了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性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所具有的艺术原理,尤其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把教育当作一门人生艺术来从事的要求。最后从培养自由独立人格这一角度批判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政治实用主义偏向。

康德的“智性直观”探微

“智性直观”概念在欧洲大陆理性派那里有其思想来源,康德对该概念的提升和改造在于使之与数学直观割断联系,并赋予了它三层含义一是我们人所不可能具有的一种撇开感官直接直观自在之物的能力,二是作为一种自发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直接给出对象的能力,三是作为人的感性直观和知性思维所模仿的“原型”的能力,所有这些含义都只是一种逻辑上不矛盾、事实上对于人来说却不可能的假设。康德的智性直观对德国哲学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马克思到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作用。

文学的现象学本体论

文学的本体论本质上不是一个认识论和社会学、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现象学问题,它是首先以美的现象学本体论为基础,将审美现象的社会历史前提和物质条件全部都放进"括号"内存而不论,直接从美感中直观到的现象学本质的理论。美是"对象化了的情感",这是美的本质的现象学定义,它具有"作为自我意识的情感"、"作为情感的美感"和"作为美感的情调"三个层次。艺术则是"情感的对象化",它的最普遍、最贴近"人学"的方式就是文学和诗。诗是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本质是隐喻,语言作为"存在之家",既是"思",又是"诗"。文学是最直接表达了艺术本质的一门艺术,用中国传统美学的术语来表达,文学是作者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景语"之上以便传达的"情语"。

康德论道德与法的关系

本文从追溯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源流而引出康德对传统自然法概念的改造,即从"自然法则"转移到"自然法权"(自然权利),使之从一种外在束缚的法规引申为一种内在自由的自身立法(自律),从而归结到道德上来。康德把外在法律视为引向内在道德的一个桥梁,并在其中运用了第三批判中的"反思判断力"的原理,使自然法则成为道德法则的一个"模型"(Typus),把传统道德建立于法律之上的模式颠倒为将法律建立于道德之上的模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但这一革命仍然不彻底。

审美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

本文分两个层次论述审美判断力在康德哲学中的地位问题。一方面,长期以来审美判断(或鉴赏判断)与目的论的关系似乎是个不解之谜,而实际上,审美判断力是整个目的论中惟一的先天原则,目的论判断力则是从中引申出来的一个观点,两者都属于目的论,但有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判断力的层次之分;另一方面,审美判断力作为目的论中的最深层次,又构成整个康德哲学体系的“入门”,不但是自然形而上学的入门,而且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入门,因而具有高阶自律即“再自律”的特点。

中西文化心理模式分析

通常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二元结构,也有天人相分,但最终归于天人合一,乃至天人未分的混沌;而西方文化是神、人、自然的三维结构,三者从未分到分化,最终目标也是重新合为一体,但三者必须经历对立过程,不能退回到未分状态。原始时代,世界各民族都是"天人合一"的,而"天"在此时既是自然,也是神,所以是"自然宗教",因而自然、神、人是浑然一体的。在中国,远古"天人合一"或混沌未分的状态并未被改变,而是沿袭下来。神和自然合称为"天道",其中,神方面和人合为一体则成为"圣人",自然方面和人合一则叫做"真人"。儒家主张做"圣人",道家主张做"真人",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西方从希腊神话起,代表自然的旧神和代表精神生活的新神开始有了分化,有了"神—人—自然"三维结构的雏形。但这种分化在中世纪基督教和近现代也体现为各种不同方式,从而表现出与中国文化模式不尽相同的特点。

欧洲虚无主义及其克服——读海德格尔《尼采》札记

本文对海德格尔的《尼采》一书中的核心主题即欧洲虚无主义问题进行了层层深入的剖析,指出:海德格尔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方式仅仅是追问存在本身,反对一切定义和陈述,试图"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同样陷入两难:要么摆脱不了主体形而上学和价值论,要么沉默不言、否定语言,两者都仍然是虚无主义。本文从中西文化对比中突显了海氏的文化困境,指出他根本上并没有超出西方主体形而上学的限域,仍然是从价值论和人本主义的立场来思考和提出"克服欧洲虚无主义"的理论任务,这一任务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只有通过历史主义才能完成。

康德道德哲学的三个层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述评

本文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一书的三个层次结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 ,指出康德立足于普通人的道德意识而抽象出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即“定言命令”的道德法则 ,这法则所派生的三种表达形式把道德意识逐步引向自由意志的自己立法 ,树立起道德主体的尊严 ,而由实践理性批判确定了自由意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本文最后对康德的道德哲学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西方启蒙思想的本质

本文从西方启蒙思想的概念内涵、历史渊源和深层次理论结构方面探索了启蒙精神的实质,指出启蒙不是以教育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对愚昧之见或信仰迷信以及流行的霸权话语进行批判,从根本上说来是指对任何一种意见的话语霸权本身的颠覆,是对思想自由和宽容精神的鼓吹,其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怀疑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成熟之上的,体现了其思想深层次上的人本主义本质。

中国道德的底线

中国人的道德底线直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原则和家族等级原则,它在当代的陌生人社会中已经暴露出了极端的不适应,成为官员腐败、环境污染、毒食品泛滥、以邻为壑等丑恶现象的文化根源和心理上的护身符,也导致了中国人在面对国际社会不能通过能效谈判达成共赢。这种不适应,主要在于中国传统"三纲五常"、"五伦六纪"的族群狭隘性和自然情感的非理性、无反思的本性,它妨碍我们接受国际通行并在正常的公民社会中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普世价值原则,总觉得那种原则是某些敌对族群的阴谋诡计。所以,我们今天除了在制度改革上要进一步深化外,还必须花大力气在思想意识中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人所皆有、人所固有的理性思维重建我们的道德底线。

康德时间观的困境和启示

本文认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时间的“先验阐明”,撇开了数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跳到了力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时间的先验阐明的这一实际的缺位表明其时间观在“形式框架”的理解和作为“能力”的理解之间的冲突,它处于传统空间化的时间向力学化、能动化的时间的过渡中。由此切入到康德的时间图型,揭示出时间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构成知识方面比空间具有更加深刻的本源作用,它与创造性的想像力其实就是一个东西。最后援引海德格尔的时间观佐证和阐发了康德时间观中的这一具有重要的生存论和本体论意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