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姜兆锡的《丧服》诠释

清代的《丧服》诠释处于一个鼎盛发展阶段,部分“张扬朱学派”学者的服制诠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功用,姜兆锡《仪礼经传外编》一书便是其中之一。其在诠释体例的选择上,兼具纂集体和图解体的双重特点。诠释按语部分,姜兆锡透过加附个性化的诠释按语,发覆《仪礼·丧服》篇礼经的行文礼例,揭示不同来源的服制礼文之间的关联性,诠释礼文的确切含义,纠正礼文传播中产生的各类讹误,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此外,受《仪礼经传通解》和《仪礼经传通解续》的影响,姜兆锡还特别重视对《仪礼·丧服》篇经文进行补服和图解之类的工作,扩大了诠释的现实功用,对康乾时期的礼制文化重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论杨复的《丧服》诠释

作为两宋创发新义阶段的一大代表人物,杨复在《丧服》诠释上继承了朱熹礼学的治学思想,秉持一种发展的“五服”制服原则理念。所著《仪礼图》兼具随文释义体和图解体著作的双重特点,而且巧妙地将二者融合为一个整体;所绘服制礼图类型丰富,包括服制义例图、服制器物图及切于实用目的的丧服表解图,兼具礼经学和礼俗学并举的特点;从《丧服》经传礼文诠释角度看,主要以剪裁截取郑《注》、贾《疏》为诠释手段,诠释简洁准确,不以发明创新为要务;截取《丧服传》及《礼记》中《丧服小记》诸篇相应服制礼文,将其与《丧服》篇经文融为一体,提升了他们的服制地位。作为黄榦《仪礼经传通解续·丧礼》的一部分,杨复所制《仪礼丧服图式》内容极其丰富,既有与《通解续》相关服制门类关联照应之处,又具有自身独到之处,如采用图解体而不是纂集体的著述体式,引用文献涉及的学者数和引用次数极其惊人,着意于丧服制度的古今沿革与变迁情况发覆,凸显了后世现实社会的服制适用性问题,更具礼俗学色彩。

试论黄以周《礼书通故》之《丧服》诠释

晚清学者黄以周所著《礼书通故》一书体大精思,内容广泛,极具特色。就《丧服通故》部分而言,主要采用考辨体,着眼于从礼文各家训释差异中寻找诠释的切入点,从而实现是其是、非其非的诠释效果;不仅关注《仪礼·丧服》篇经传记的诠释,同时也兼及《礼记》之《三年问》《丧服小记》等篇服制礼文所载服制诠释,注意揭示同一服制主客体之服制类型历代变迁情况,并对“降服”“报服”的服制分类及其特征进行了深入探究,彰显出一种“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的治学风格。就“丧服”图表的研究而论,一方面,黄以周依据《丧服记》及郑《注》贾《疏》、黄榦、杨复、李如圭、盛世佐、江永、胡培翚等多家学者之说,对各类服制之正服、降服、义服衰冠升数和受衰冠升数情况,进行了深入阐释;另一方面,依据礼经原文及郑《注》贾《疏》等语料,绘制了相关丧服器物图,并借助文字、音韵、训诂等小学手段,对相关丧服名物进行综合考证诠释,彰显出“学不专守于一家”的博通特色。

论战时语境中荀子的诚信观

战代后期,兼并战争渐入高潮,战争成为人们的中心话题,并最终形成一种独特的战时语境。战时语境不仅营造了诚信缺失的土壤,而且为欺诈之风推波助澜,传统道德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物极必反,荀子应时代的需要,著述立说,从个人修养、官府政事、军事行动、外交策略等诸多方面,深刻地清算了欺诈与阴谋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其诚信观对后世伦理观念、军事思想、政治理念产生深远的影响。

21世纪易经文献学研究展望

易学研究是当代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新世纪里,易经文献整理如何发展和继续,这是从事易学研究的文献学者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文章针对学科的走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个人的见解和主张。

《中国训诂学》的学科体系问题——兼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各家通论性训诂学著作 ,学科体系往往比较粗疏 ,行文重点也略有差异。最近 ,有人对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一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质疑。实际上 ,冯书的学科体系有其合理的因素并有鲜明的特色 。

李如圭《仪礼集释》的解经特色

在宋代《礼》学研究史上,《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解经类注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训释对象与内容方面,还是在礼经仪文节度的训释焦点方面,或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的解经特色,在整个礼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郑玄《仪礼注》训诂术语释义例刍议

郑玄作为两汉古文献学的集大成者,对汉代训诂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所著《仪礼注》是汉代以来随文释义的典范之作,训诂内容丰富,训诂方法也较完备。本文通过全面收集整《仪礼注》之训诂术语释义的用例,对其加以归类分析,力求较准确地反映出郑玄注《仪礼》一书所体现出来的各种训诂条例和训诂方法,使能有裨于阅读古注;并力图通过这种钩稽分析,能从总体上把握郑玄运用训诂术语简明扼要释义的方法,从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郑玄注书的训释特色。

论庐陵碑刻的现状及保护

古庐陵区域各县区散存着不少碑刻,它作为古人保存记忆手法的一种,是庐陵文化的鲜活化石,对于当下传承和弘扬本土的区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通过对当地各县区残存碑刻的第一手调查与研究发现,这些碑刻大多是宋、明两代流传下来的,而且存放地域各异,不利于这些碑刻的保护和利用。探寻这些庐陵碑刻残损之由,不外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如人为破坏、碑文传拓破坏、地方政府监管不力,等等。作为一种重要的物质文化遗产,对其进行保护刻不容缓,可以通过拍照记录、传拓保存、碑刻数字化、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与资金等保障之类手段,进一步加强庐陵碑刻的抢救与保护。

《楚辞章句》重言词训释要例阐微

《楚辞章旬》是成书于东汉时期的一部重要训诂著作,其对《楚辞》中的大量重言词进行解释时注意运用义训法的多种体例随文揭示语词的意义,不为前人的注释材料所制约:同时注意运用各种训诂术语,使释义方式日臻完美,成绩卓著,为后世训诂学家所仿效。认识其重言词训释的状况,既有利于今人正确理解《楚辞》的语句,也可从中汲取研究和训释重言词的经验。

戴震校勘《仪礼》郑注论析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虽然在《仪礼》学上没有专门的研究论著,但他在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官期间,曾从《永乐大典》辑录出李如圭《仪礼集释》一书,并对《仪礼》郑《注》文进行了精密的校勘。较之前贤,他的校勘在方法上有所继承又有所发明,体现出自身治学的独到之处,为清代《仪礼》校勘学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

《仪礼》文献学研究方法论浅议

在华夏最古老的重要典籍中,《仪礼》是比较难读的一部书,这主要是由于它语言古奥,文辞简略;名物茫昧,无从考订;仪节烦琐,无从通贯。今天我们整理和研究历代《仪礼》文献,考察分析整个《仪礼》文献学史,除了要研究具体的个案学术问题,还要从理论层面把握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这其中既要考察传统《仪礼》文献学研究中的诠释方法论情况,也要讨论当代《仪礼》文献学学科研究方法论的有关情况。只有兼顾古今各自所需遵循的原则性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才能促进当代《仪礼》文献学研究的全面开展与深入探索。

李如圭《仪礼集释》申注特色探析——李如圭礼学研究之解经学考察(二)

在宋代《仪礼》学研究史上,李如圭的《仪礼集释》是一部重要的纂集体著作。该书在全文据录郑玄《仪礼注》的同时,又增设"释曰"部分,或是对《仪礼》的某些经文加以阐释,或是对郑玄的某些注语加以笺识,突出反映了李如圭在《仪礼》研究方面的具体创见。通过对这些"释曰"申注类释语的剖析,可以发见,无论是在对郑《注》语词的释注方面,还是在郑《注》礼经仪文节度训释的申解补充方面,也无论是在先秦儒家典籍的语料引证申注方面,或者是在郑《注》校勘语料及其语词的释音申注方面,李氏《集释》都形成了自身独到鲜明的申注特色,在整个《仪礼》学史上占据了一定的重要地位。

姜兆锡《仪礼》学研究探析

在康熙、乾隆年间出现的"张扬朱学派"《仪礼》研究学者中,姜兆锡以问学的博稽群书和独特的《仪礼》诠释方式,引起了许多礼学名家的关注和重视。姜兆锡对《仪礼》的研究,既有对《仪礼》本经及《记》文相关问题的独到见解,同时也注意通过博稽群书重构礼经文本,形成了以经补经、以传补经、以子书补经、以史补传的独到《仪礼》诠释方式。姜氏《仪礼经传内外编》通过陈述先秦两汉典籍中的各种文献记载和说法,总揽了三代以来有关礼制文化的精华篇章,深入探讨了礼经中蕴涵的义理要素内容,以供识礼者酌古今之宜,而并非以考证、辨析为旨趣,从本质上讲还是一部融义理与礼乐为一炉、力求经史结合的经世致用之作,体现出求真务实的治学作风。

关于“中国训诂学”学科名称定义界说之我见——兼与白兆麟先生商榷

关于训诂学名称的定义 ,是 2 0世纪以来中国训诂学界争论的热门话题之一。有人对冯浩菲先生《中国训诂学》一书关于训诂学的定义提出了质疑。实际上 ,冯书的定义有其独到之处 ,并非是对前人旧说的因袭。

汉代“诗礼互证”的学术范式——以郑玄注释为考察范畴

"诗礼互证"是汉代儒家经典诠释系统中的一个重要学术命题,早在宋代便有学者开始提出概念,并对此后的《诗》、《礼》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现代学术研究视野考察这一学术范式,对它的概念和分类情况予以界定,指出"以礼证诗"和"以诗证礼"两大要素各自有其学术源始,并通过以郑玄为代表的汉人注释典籍语料分析,探索两大要素各自的注释形态,进而挖掘这种学术范式在后世乃至当代的学术研究价值,有助于总结传统学术研究的个性特征,启发与拓展当代的学术研究思维与理路。

清后期《仪礼》学的传播与接受

在《仪礼》学发展史上,清代后期是一个以学术总结和转型著称的历史阶段。随着书院讲学的不断繁盛,西方科技文化的传入,传统文献刊刻事业的技术更新,民间礼学普及类读物的不断催生与渐次普及,晚清礼经学的传播与接受出现了新气象,较之《仪礼》文本的诠释与再诠释,显得更趋活跃。

“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探析

"三言"、"二拍"中塑造了一系列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从现在来看,她们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意识,并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崭新的文学形象,突破了过去封建理教束缚下传统女性的守旧形象。本文试图从寻求爱情婚姻自由、挑战封建禁欲、追求女权独立、彰显个人聪明才干、肝胆行侠等五个方面,深入考察分析"三言"、"二拍"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情况。

论张惠言的《仪礼》研究

作为清代中期尊尚郑学派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张惠言在《仪礼》研究方面成就颇丰,著述有《仪礼图》《读仪礼记》等,影响较大。无论是在著述诠释目的、诠释体式、诠释方式方法的选择上,还是在著述的文献引证、文献校勘实践上,或者是对于《仪礼》郑注、贾疏的认知态度上,张惠言的礼经研究都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治学趣向。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张惠言的礼经本文诠释并不追求对《仪礼》的通盘解读,更强调前贤礼经诠释疑误的考辨,特色极其鲜明。他延继了通过绘制图标的方式来诠释礼经的手段,所著《仪礼图》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深得皮锡瑞等后来学者的赞赏。

清中期《仪礼》学研究旨趣及特色探析

从乾隆二十年到道光初年,在乾嘉汉学之风的影响之下,在凌廷堪、胡承珙、褚寅亮、张惠言、程瑶田等人的实践推动下,《仪礼》学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展现出新的学术态势。礼经学家从各自不同的诠释策略出发,或继续兼采汉宋,或张扬朱氏学,或尊尚郑氏学,或进行汉学考据研究,或专事礼经校勘,体现出不同于清前期的＂经世致用＂观。从诠释学视角看,这一时期礼经学家选择适合自身诠释策略的文献著述体式和灵活多样的诠释方法著书立说,彰显出多样化的诠释风格。从地域视角来看,礼经学家的地域分布大都聚集在苏、浙、皖等地,形成一张独特的学术网络圈,他们之间相互交流问学,促进了《仪礼》学硏究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