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读书者必通书目——目录学家、藏书家耿文光考述

最近中华书局和山西人民出版社都影印出版了《万卷精华楼藏书记》一百四十六卷。此书出自清末著名目录学家、藏书家耿文光之手。谈清代藏书，谈清代目录学，人们多津津乐道毛晋、钱曾、章学诚、孙星衍、黄丕烈、吴骞、张金吾、陆心源等人，耿文光则鲜为人所知。予不揣谫陋...

高职学院图书馆用户研究

通过对高职学院图书馆用户群体分析,了解不同层次的读者对图书馆有何需求,以及用户与馆员之间存在的矛盾,找到这些矛盾的解决办法,达到提高图书馆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目的。

《四库全书》馆的山西献书人

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动用全国人力、物力,按照封建政治标准,进行大规模古籍整理而成的一套标准本藏书。在这套标准本藏书的基础上,又由许多著名学者撰写了一部我国最大的目录学著作——《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及《总目》附入存目之书,大多来自民间。为了使读者知其书之来历,表彰藏书家“珍?资益之善”,清高宗命令在《总目》中注明各书的来源。

高职学院图书馆管理创新浅议

论述高职学院图书馆如何摒弃传统的办馆模式,在人才、机制、资源、管理上进行创新,以提升图书馆在高职教育中的职能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北京籍献书人传略

《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北京籍献书人传略郑伟章清高宗于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七年，开四库馆，网罗天下名士纪昀、于敏中、彭元瑞、陆费墀、陆锡熊、法式善（运昌）、程晋芳、周永年、邵晋涵、戴震、余集、翁方纲、朱筠、王念孙等三百六十人，进行了一次历时二十年的古籍整理...

“得一书必为之刻 刻一书必求其精”——刘世珩聚学轩刻书述略

清末民初,刻书之风很盛,涌现了诸如缪荃孙、罗振玉、陶湘、徐乃昌、刘承幹、黎庶昌、刘世珩等一大批著名刻书家。这些人在清朝时既是朝廷命官,又是知名学者,家中殷实,本人有嗜好和学识,彼此以藏书、校雠、刻书相竞尚。清亡后,不少人以遗民身份定居上海,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故一时形成风气,刻印了不少质量甚高的古籍。在这股风气中,刘世珩聚学轩刻书是颇值一提的。他刻书既多且精。

徐友兰铸学斋刻书

清末浙江绍兴有一个藏书、刻书家,藏书规模很大,刻书亦极多的,其名徐友兰,鲜为人知。徐友兰生平事迹绍兴徐氏有两兄弟。胞兄为徐树兰,字仲凡,号检庵,生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卒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初十日,终年六十六岁。

莫友芝的藏书和目录学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保存下来了十多万种古籍。这样大量的古箱能够被保存,是与我们伟大民族热爱学习、勤奋向上的性格分不开的。可以说,中华民族的这一性格,在自古至今数千计的藏书家和目录版本学家身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我们应该对这些藏书家和目录学家的功绩给予充分评价,应该对他们的历史进行深入的研讨。贵州的莫友芝就是近代史上非常值得研究的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

方功惠碧琳瑯馆藏书刻书考

明清以来,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即以收藏、校雠、整理、出版、保存、流通古籍为职志的文献大家,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茁起。流韵所及,在湖南亦出现了几个赫赫有名者,如:道州何绍基之东洲草堂、湘潭袁芳瑛之卧雪庐、岳阳方功惠之碧琳瑯馆、长沙叶德辉之(自阝)园、观古堂等。 岳阳方功惠之碧琳瑯馆藏书、刻书名闻南北,在全国影响很大。其所刻书,在当时被视为精本,至今在全国一些大图书馆尚可觅见;其所藏书,尚庋藏于北京大学书库,沾溉今之学子。惜其事迹,

金山钱氏刻书

在清朝道光、咸丰年问,上海金山县有一个钱氏家族,从事藏书、刻书事业,尤以刻书为盛。所刻《守山阁丛书》、《指海》丛书、《小万卷楼丛书》、《珠丛别录》等,有名于世。在近代文化史上,钱氏家族作出了贡献,颇具影响。现略考其史迹,缕述如下:

优秀的女革命家——蔡畅

一九一三年秋天的长沙,大街小巷,人们互相传说着一件新闻,一位年近五十的老妇人,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来长沙考学堂了。 这位老妇人就是蔡畅同志的母亲葛兰英(后改名为葛健豪)。她带着的两个女儿,一个是蔡庆熙,一个就是蔡咸熙(畅),外孙女是蔡庆熙的女儿刘千昂(昂)。 原来,她们来自湘乡县(现为双峰县)永中镇。蔡畅同志生于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她的父亲蔡蓉峰。原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谋到一个小职,后来回到家乡,不事生产,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蔡畅同志十二岁时,她父亲就要把她许给一个财主做小媳妇,以换取聘礼。母亲葛兰英不同意。哥哥蔡和森和蔡畅本人更是坚决反对。父亲恼羞成怒。竟要持刀行凶。葛兰英不畏强暴,又希望女儿能学习知识,以便将来独立生活,在儿子蔡和森的支持下。

郑氏二老阁刻书

浙江宁波,自明范钦建天一阁藏书及刻书以来,人文荟萃,名流辈出。其中,郑氏二老阁藏书、刻书颇有影响,谈刻书掌故,不可不语及之。二老阁与黄宗羲二老阁,顾名思义,是为纪念二位老人而建的。二老即郑溱、黄宗羲。

方功惠碧琳琅馆刻书

清末民国初年,湖南有一位知名学者叫叶德辉,他所撰《书林清话》、《书林余话》是关于我国出版史、版本学的学术价值很高的开创性专著。他在该书开篇就引宋朝史学家司马光的话说:“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尽读。

鲍廷博知不足斋刻书

清朝文事极盛,学者、诗人、画家、书家之多,超迈往古。从文献事业来说,清朝在封建社会中,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藏书、刻书、校书成为一时风气。朝廷开馆征书、刻书、编书、校书,首先起了带头和奖励的作用,流韵所及,藏书家、刻书家、校书家遍地皆是,稍涉学之人,无不以藏书、刻书和谈论版本、目录、金石、雠勘之学相竞尚,文人学者也以不懂这些为耻。

陶氏涉园藏书、刻书纪略

清末民初之际,我国出现了一批藏书家、刻书家。陶湘就是其中较有名的一个。陶湘,字兰泉,号涉园,江苏省武进县(今常州市)人。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七月,卒子1939年12月,享年七十。其本生父陶恩泽(字晋甫)官浙江淳安。

徐友兰铸学斋藏书及其与蔡元培之关系

在近代,浙江省绍兴郡有两位姓徐的藏书家,一位是古越藏书楼主人徐树兰,已为世人所熟知;另一位是铸学斋、述史楼主人徐友兰,鲜为人知。这两位藏书家是兄弟俩,在中国近代文化、学术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

中医药立法在澳大利亚

2000年5月3日，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议会下院三读通过了中医法案。这是世界上的第一部中医法案。不但在所有西方国家，包括美英法德日等著名资本主义国家在内都没有这样的法案，就连在中医药的故乡中国，也还没有通过这样的立法。为此，不能不说维多利亚州议会率先通过此法，是一项具有远见的伟大创举。它开了西方社会为中医立法的先河，开了全世界为中医立法的先河。

《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自序

文章介绍了湖湘近现代文献事业史的特点和《湖湘近现代文献家通考》的编辑出版情况。

孙中山关于利用外资加速建设的思想

孙中山先生从一九一二年四月一日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即积极从事经济建设活动,到次年因宋教仁被刺,爆发二次革命为止,时间刚好一年左右。孙中山先生在这一年中给后人留下的从事经济建设活动的一系列具有合理性的主张,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关于实行开放主义、全面利用外资、开发生产力的主张,至令仍不失启发和借鉴作用。关于这一点,五十年代初,台湾的徐芸书就撰写了一篇文章加以阐述①,并呼吁台湾当局立即实施孙中山先生的这一政策。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台湾起了很大作用,以至在八十年代的今天,台湾有的学者还发表文章表示“服鹰徐氏言论”②。近年来,大陆学者也很重视这个课题的研究,写出了数篇论文。然而,我觉得仍有进行深入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