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读书法及其问题

与同时代理学家进行横向对比,朱子的尊经意识尤为突出,并特为标举读书法之重要。若置于纵向的经学史脉络中,则会凸显朱子解经的两个要旨:以集中呈现其读书法的《论语集注》为中心,通过与东汉郑玄《论语注》比照,可见朱子的关注点从圣人之法向圣人之心的变化;若与梁朝皇侃《论语义疏》进行对比,则有“意在言外”与“理在言中”的不同预设。这种旨在揣摩圣心与抽绎义理的读书法,却内含招致圣人与经典位格渐降的倾向:揣摩圣心的读书方法,隐含着圣人可学的前提,这便撤销了圣凡之间不可逾越的隔阂;“理在言中”的预设,则很容易让自家领会的义理成为据以解经的前见,从而让诠释的实质从“我注经”变成“经注我”。朱子解经,旨在重构经典的意义,于是而有全新的读书法。但“事与愿违”的后果,揭示出解经之两难:经学诠释蕴涵澄清与建构双重目标,但二者之间具有张力,时或顾此失彼、无法兼通。

礼文、人情与天道:“称情立文”析义

“称情立文”是《礼记·三年问》的主旨。通过与《丧服》经传的比较,《三年问》重亲亲之情的思想倾向得以凸显。但单凭殊别之情,无法证成礼文的普遍性与规范性。故立文之“情”不能仅止于因人而异的情感,还须升进为“普遍性情感”,才足以为规范奠基。通过援引天道,自然情感获得了统一的时间尺度,成为应然标准。因此,“称情立文”虽在字面上未言及天道,其实内含超越的天道之维。礼文也得以在因循人情本然之余,获致无远弗届的规范效力。

圣凡之间的教化——皇侃《论语义疏》中的孔子

通过与王弼、郭象《论语注》的对比,可以凸显皇侃圣人观的核心要素——教化。建基于古典人性论,皇侃证成了教化之可能与必要;而借助于本迹二分的框架,他在保全圣人体无的前提下,树立起孔子的教化形象。孔子的教化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劝学经业,欲以先王之道将弟子培养成为一代经师;二是与贤弟子一道委身凡俗,面向众人行教。要言之,本迹二分之圣人观,由皇侃利用经学与玄理共同熔铸而成。

方法的“力量”:《論語義疏》中的科段説與“言意之辨”

科段説與“言意之辨”,爲貫通《論語義疏》全書的解經方法。二者並非中性的解經方法,毋寧是由於藴涵了思想預設而具有引導性、傾向性的方法。它甚至將影響經師的運思,進而推導出與之相應的詮釋效果或結果。譬如,預設了文本具有邏輯性和完整性的科段説,將促成一種結構緊湊、“首末相次”的《論語》學。又如,在《莊子》文本的原初語境中,言意之辨與本跡二分、隨時應變的至人境界相關。而隨着詮釋的開展,這些相互勾連的思想觀念也將呈現出來,於是而有本跡二分、隨時應變的孔子形象。此外,言意之辨所内藴的崇本抑末之傾向,也降低了夫子言教的價值。皇疏遂以六經爲無關於“魚兔”的“筌蹄”,進而助推了經學式微的趨勢。方法的力量,於此可見。

《声无哀乐论》释义:从礼乐到和乐

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模拟了一场晦明捭阖的讨论。秦客为儒家传统乐论代言,嵇康则借东野主人之口予以回应。主人指斥儒家礼乐论存在一难以实现的折衷:礼乐以情为本,但因人而异的情感或会妨害礼乐的客观性、普遍性。通过解构传统乐论,嵇康建构出一套形式化的音乐观,即认为音乐不含任何经验性内容,是纯形式之美。他对儒家乐论的批判,揭示出儒家礼乐以情为本的特点:作为教化工具,礼乐须以人情为其现实基础,所以不能"无情"。而有意摆脱政教负担的嵇康,则可以从至人养生的角度重审音乐,作出新解。最后一段答问中,嵇康在承认"声无哀乐"的前提下,迂曲地重新阐释了"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命题,并展现出圣人"任自然"与"崇礼教"两种颇为相斥的面向。这套两可的圣人观,反映了六朝学人与传统若即若离的思想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声无哀乐论》是考察汉晋之际思想变迁的绝佳参照点。

以“生”的名义:孔子生死观的哲学探讨

通过对两个问题的探讨—"孔子如何解生死之忧"和"如何评论死亡事件",试图复原孔子的生死观:首先,不纠结于不可控之运命,并在求道的路上消解对一己之身的执着,君子得以从对死亡的忧惧中解脱出来。但求道不意味着轻生,相反,为了能"守死善道",身负天命的君子更应该懂得如何在乱世中自保。其次,由生释死的单向思路注定不会优先关注抽象的死亡本性,而是将死亡作为社会事件,更关注其社会效应。因而,死亡事件的道德内涵,便寄寓在对死者的盖棺论定中;其风化作用,便借由丧礼而发挥出来。

论理解《论语》的两种方式——从管仲形象说起

皇侃和朱子对《论语》中的管仲有着不同的评价。皇侃在“皇帝王霸”的经学脉络中定位管仲,遂以之为白璧微瑕的仁者;朱子则在“王霸之辨”的叙事中,因管仲的内圣之阙而贬斥其人。对管仲的两极化评价,映射出两种理解《论语》的方式系联于五经的《论语义疏》与四书系统中的《论语集注》。奠基于五经抑或四书,将生成截然不同的《论语》学风貌。譬如,皇侃谓“学”为修习经业,朱子则尤重“学”的修身之维。皇侃以出仕为儒生之志业,朱子则谓之“事为之末”而已。皇侃塑造出介于政、教之间的两可圣人观,朱子则以夫子为粹然人师。《论语》学的“多样性”,恰能彰显出经典诠释的开放性及其绵延的生命力。

“实事求是”之学及其问题——以《论语正义》为中心

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中体现了“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格,表现有三:重礼、考史与“事实至上”。但检寻刘疏,会发现他未能贯彻“实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证材料时有“求同略异”“断章取义”的嫌疑,甚至会牵合材料以证成先入之见,且“实事求是”之学亦有其内在问题。刘氏所援引的历代《论语》注疏,与“实事求是”的解释方案并不同质,这将招致一个悖论:“实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刘宝楠无法实事求是地运用材料,追索经义。最后,“实事求是”之学作为一种解读方案,与结构松散的《论语》并不相适。集合众多零散“思想点”的《论语》,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贯的立场,这便需要“实事求是”之外的“决断”。藉由对《论语正义》的反思,可管窥清代实学之深层问题。

论一种涉佛的儒学——以皇侃《论语义疏》为中心

皇侃身处佛学风行的时代,其涉佛的思想可以提供一个管窥六朝儒学的独特形态、了解彼时经师如何巧用外来异质思想实现儒学的重新定位和自我调适的良好视角。佛学对皇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在诠释方法上,透过经文来体察圣贤的境界,并尝试用玄理与佛理来呈现其内在世界,与玄学一同促成了更为内向化的诠释思路。在诠释内容上,不同于传统经学叙事从政教风化来理解教化,皇侃用“应机作教”的佛语勾勒夫子的人师形象,意在促成儒学由政而教的转型。

“六经皆史”两种:“以史为经”与“夷经为史”——兼论古文经学的实质

基于对“史”的不同理解,章学诚与章太炎对“六经皆史”的阐释迥异。章学诚认为,史学如经学一样,是一门穷究大道的学问。他谓“六经皆史”,实即“抬史为经”。章太炎决意祛魅,以考史的方式审视群经,终致“夷经为史”,经典纷纷化作史料。两种“六经皆史”说虽有不同,但都展现出古文经学“以经为史”的思想倾向。但经学的历史化,可能招致经、史难分的身份迷失与堕为陈迹的意义危机。诉诸三代理想,章学诚避免让承载三代记忆的经书沦为一般史料。而打破上古神话的章太炎,却让古文经学难以自立。从“以史为经”到“夷经为史”的演变中,蕴藏着近代学术转型的关键线索。

从《王制笺》看皮锡瑞的经学观

《王制笺》一书,是皮锡瑞一生中最后的作品。通过笺郑注的方式,皮锡瑞阐发了《礼记·王制》中的素王改制大义。他选择这种体例的理由有二:其一,借由澄清混淆今古的郑注,以达到严分今古的目的;其二,反驳郑玄对经文的历史化理解,避免经学陷入意义危机。皮锡瑞解经与笺注的思路,可总结为以今文经学为经学、以古文经学为史学。这与章太炎“夷经为史”的思路迥异,也与康有为“以真伪分今古”的做法大相径庭。兼容并包的学术态度,让他的主张相较于康、章二人更为温和持平。以今古为经史的方案,不仅让势如水火的今、古文经学得以并行不悖,同时也凸显今文经学超越历史、映照现实的普遍意义。因此,皮锡瑞借由解经所阐发的改制之义,实有其现实指向——为变法造势。剖析其经学观,俾有益于我们管窥晚清学人明分今古的思路、目的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