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理论认同和指导实践行动的思想武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再度考察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在探索理论武器具有物质力量的经典论断。这一论断凸显出无产阶级群众产生理论认同的现实意义,其中的核心是抓住“人本身”。这里的“人”就可以理解为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在此理论认同的基础上能够体现出无产阶级在文化层面的领导权。葛兰西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思想认同的前提,在都灵时期的政治活动中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历史经验,为之后建构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一直笼罩着失败的阴霾,其中隐含着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问题。争夺文化领导权就是获得无产阶级群众的认同,而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此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为如何获得群众的“赞同”及其行动实践提供了理论认同的依据且关涉未来。从葛兰西对文化领导权所做的历史剖析中获取思想资源,能够为我们当今建构文化领导权提供理论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唯物史观建构进程中思想认同的经典范式及其理论发展

在唯物史观创建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其中就凝结着有关思想认同的理论内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已经提到主体认同的例外性,原子偏斜就隐含着认同过程中的例外逻辑。马克思对书报检查制度及为该制度进行辩护的论调进行批判,其中揭橥出认同之误认的基本方式。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文本中,解放这一总问题中蕴含着观念解放,观念解放直接关涉思想认同问题,即从宗教认同转向政治认同,但是政治认同中存在误认,仍需更进一步提升至人类解放层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批判不能仅仅止步于认识论层面,更需要在现实层面进行实践和变革,这就意味着理论批判和实践变革的有机统一。

微观基础与生成机制:乔恩·埃尔斯特对意识形态理论的新探索

意识形态及其特性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在20世纪末的语境下重新理解和深化意识形态问题是当代学者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乔恩·埃尔斯特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进行微观的分析考察,核心议题之一是为了考察意识形态如何产生并何以为大众所接受。埃尔斯特尤为关注精神实体层面的意识形态,它具体表现为某种信念或价值。他将构成意识形态的信念限定于信念系统之中。与此同时,埃尔斯特也关注意识形态的微观基础。他吸收理性选择论、博弈论以及社会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理论资源以补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具体论述了意识形态的四重生成机制。探讨埃尔斯特的意识形态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和思考当代意识形态问题。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的制度性思考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中蕴含着制度性思考。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不同于国家政权,具有非暴力-精神文化性,其内在的组织结构和功能方式是文化领导权的制度性基础。知识分子,尤其是所谓有机知识分子是文化领导权的主体,不同层次的知识分子在国家和市民社会中以类似于公务员的角色,发挥制度性的意识形态功能。政党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制度形态,是知识分子的组织形式,是实现文化领导权的制度组织。文化领导权通过以学校为核心的教育系统得以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文化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都是教育关系。现代国家职能最终转变为意识形态教化职能,成为意识形态制度的构成要素。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实践在现代社会中,最终成为以整个国家制度为依托的全方位教化制度体系。

主体认同的理论构想——基于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政治意识形态思想

意识形态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主体认同,这需借助一套制度性机制来常态化地发挥作用,这套机制作用于观念性思想系统,并实体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进而形成一股合力影响主体认同。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在对政治意识形态理论的考察中渗透出结构系统性特征。普兰查斯在结构系统维度理解意识形态部门,诸多意识形态部门的接合就是一套广义的观念性思想系统,此系统直接抑或是间接地作用于主体认同。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论述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度性机制具象化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进而对主体认同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