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股辨》读后

读过张岳奇同志撰写的《九股辨》一文之后,我认为这篇文章很有见地。一个汉族老学者,能通过我们苗族的社会现状,透视到一些苗族历史上有待澄清的问题,是难能可贵的。我们不久前写的一篇论文,在关于“苗族鼓社”部分,也提出了“九股”应即“九鼓”的论点,只是论据与看法和张文有些不同而已。现就《九股辨》一文所涉及的考证和见解,略抒管见,以供参考。

苗族“习惯法”概论

历史上的“千里苗疆”,并不象反动统治者和某些文人所说的那样,是“无伦纪”和“不相统率”的无秩序的社会。本文从苗族的鼓社组织、“理歌理词”和现实生活的一些真迹中,探讨苗族的法理秩序,试图向研究苗族历史文化的专家们提供一点参考资料,希冀这些资料对苗族自治地方的政权机关在制定“单行法规”时有所稗益。据清代文献记载:乾隆元年 (公元1736年) 8月15日,皇帝对苗疆经略总督张广泗奏“苗疆善后事宜”一折的批示中,曾明确地说:“苗民风俗,与内地百姓(?)别。

答《关于苗族的“习惯法”问题》

《贵州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刊载韦启光同志的文章(以下简称《韦文》),对我们的《苗族“习惯法”概论》提出一些意见进行商榷。认为:一、苗族鼓社、议榔的创立时代,以为是母权制时代,二、苗族氏族社会的榔约没有法律意义,不能视为习惯法;三、苗族古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宗教禁忌、氏族鼓社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氏族婚姻习俗等惯例规则,不能当作法律规范来加以论述。对此,我们认为,《韦文》的看法是不够恰当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三个问题,以向韦启光同志和方家们请教。一、关于鼓社、议榔产生的时代问题苗族“立鼓结社”的起源时代苗族兴鼓社的情况,我们在《苗族“鼓社”调查报告》等文已叙列了不少我们现在所能发掘到的资料,足够认识苗族鼓社是创立在苗族社会已从母系制进入父权制的时代了。这在理论上可以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中列举希腊和罗马的氏族制度得到很好的说明。恩格斯在列举了雅典和罗马的氏族制度与易洛魁人的氏族制度比较之后指出:“罗马氏族的职能就是这样。除已完成向父权制的过渡这一点以外,都完全是易洛魁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再版。”而我们所列举的苗族的氏族制度,在我们的论述中,已论证它体现在苗族的鼓社体制,也是完成了向父权制过渡的。但是《韦文》则认为:“鼓社源于苗族社会进入父系个体家庭(产生私有制)的时代’,这同氏族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是有矛盾的”。并说:“恩格斯指出:随着一夫一妻制个体家庭的出现。

重视民族特点 促进民族繁荣——也谈民族风俗习惯的演变和民族融合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民族地区的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在批判极左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兑现各项政策,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及解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得到少数民族干部和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他们热情地欢呼:“党的民族政策又回来了!”真是形势喜人.但是,个别同志(包括某些研究民族问题的专家)却忧心忡忡,生怕“放宽过头,”担心重复“过去的右倾错误”而“难以自拔”,因此,

苗族古代文学

勤劳智慧的苗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对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影响和贡献,极其显著。苗族文学可分口头文学(民间文学)和书面文学(文字文学)两大类。民间文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诗歌,一是故事,两者皆兼有说唱。诗歌在群众中运用广泛,影响深远,是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素有“苗家是诗歌的海洋”之称。散文式的传说故事,在苗族文学中也很普遍。书面文学也有两种形式,即诗歌和故事。

略论苗族古代社会结构的“三根支柱”——鼓社、议榔、理老

苗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总人口约六百万,有四百多万居住在国内,约百多万侨居国外。由于这个民族的特殊历史及特殊现状,故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许多学者正致力于苗族历史文化的研究,著述洋洋大观,但多限于人种学和风俗习惯方面,对于苗族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法律制度则涉及甚少。

苗族“鼓社”調查报告

苗族的古代社会情况,尚是大家在多方探讨的事。我们觉得,苗族的一个较普遍而意义较广泛的祀祖大典“鼓社节”所涉及的许多情况,反映了苗族“鼓社制”和苗族古代社会的有机系列。兹择要简介和略谈点看法于下。请大家参考。苗族“鼓社”的来历苗族“鼓社”的来历,也正是苗族“鼓社节”的来历。这在汉史志文献上,只看到点滴有关记述,很是简略,亦不确切,所以人们一直不知其真象和意义。

考苗族“崇拜”对象种种评“槃瓠”问题

关于苗族的祖先和图腾问题,如果仅根据汉史志上的一些荒谬无稽的记载,将仍是以讹传讹。人们提到苗族的祖先或图腾,首先多引用刘宋·范晔的《后汉书·南蛮传》上所叙述的关于(《槃瓠》的鬼话。(注:“槃”同“盘”,以下通用“盘”。)本来古代一些部落或民族,以某一种动物或植物以及日、月、星、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