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监督公司治理的实证研究

随着国内改革环境的逐步宽松和市场竞争的加剧,为了赢得社会声誉和获得商业利益,媒体有动力去监督公司中存在的治理问题。在本文所选取的96个研究样本中,60.42%存在公司治理问题的企业都在证监会正式介入调查前受到过媒体的质疑和负面报道,说明媒体并非事前"缄默无语"、事后"言辞铿锵",而是积极地扮演了资本市场监督者的角色;基于成本与收益的权衡考虑,媒体会选择性质严重和涉及金额大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负面报道。本文的研究结论一方面为媒体在转型经济国家发挥公司治理监督者的作用提供了证据,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在法律制度和市场化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影响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因素,依此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媒体追捧与明星CEO薪酬

本文以2005-2010年媒体评选的明星C E O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媒体追捧报道的动机及其对明星CEO薪酬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CEO的经营能力并不是决定其能否成为媒体追捧对象的决定因素,相反,获得上市公司的广告收入与迎合公众的认知偏好才是媒体追捧明星C E O的真实原因;另一方面,媒体的追捧报道不但没有提高公司经营业绩与明星C E O薪酬之间的敏感性,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明星C E O在公司管理结构中无形的权威和影响力,使其获得了丰厚的个人薪酬。本文研究表明,现实中的媒体可能为利益所"收买",成为公司管理层攫取私利的"鼓噪者",媒体的追捧报道不仅没有起到树立真正光辉典范的作用,反而弱化和降低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引发了消极的经济后果。本文对媒体追捧报道的动机及其对明星C E O薪酬的影响分析,将有益于全面和客观评价媒体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

公司治理、声誉机制与权益资本成本

以2004—2008年"中国最受尊敬的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公司声誉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发现研究组与参照组之间的权益资本成本存在明显差异,回归结果表明,良好的公司声誉能够显著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研究结论不仅为声誉机制的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机理方面的直接证据,而且也为转型经济国家在市场化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声誉机制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建议。

期权激励与管理层择机行权研究

以2007—2015年实施股票期权激励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单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t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行权过程中管理层的择机行为。研究发现:管理层存在择机行权的行为,潜在个人所得税税负的节约金额会显著提高择机行权的概率;与行权前相比,行权后上市公司的盈利与现金流量并未显著增加;管理层等期权激励对象在行权过程中没有明显操纵信息披露时机;在行权公告日前,与非择机行权样本相比,择机行权样本的相对交易量显著提高,表明择机行权主要通过内幕交易的方式实现。

待摊费用和长期待摊费用问题研究——兼议相关准则的制定

通过抽取同类上市公司的相关会计信息,对其中待摊费用和长期待摊费用(简称“两费”)的内容、摊销金额变化以及披露等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一些公司利用“两费”进行盈余管理;结合现阶段我国理论界以及会计实务中对其性质的认识,指出应以预付账款的方式分期计入损益;同时提出我国应尽快制定规范上市公司在这方面的会计核算以及信息披露的相关会计准则。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公司税收规避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具有损失规避效应和机遇预期效应,从而影响其避税行为。本文以2009～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这一外部环境因素对公司避税行为的影响及其渠道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公司避税程度越大;促进研发支出、加剧融资约束以及实施向下的盈余管理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三个重要渠道机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公司避税的重要诱因。本文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后果以及公司税收规避的影响因素研究。

客户集中度、内部控制质量与公司税收规避

本文以2009~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客户集中度、内部控制质量对公司避税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质量对客户集中度与避税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客户集中度越高,避税程度越高;内部控制质量整体上提高了避税程度。回归显示:在保守型避税公司,内部控制质量与避税程度正相关,体现了内部控制的效率目标;而在激进型公司,两者则显著负相关,彰显了内部控制的合规目标。内部控制质量能显著削弱客户集中度与避税之间的正向效应仅在激进型避税公司存在。进一步发现,在激进型避税公司中,客户集中度对避税的正向作用仅在国有和高管持股低的组中显著,但内部控制质量对两者关系的削弱作用在所有组别均存在。

大股东过度自信行为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基于大股东增持的实证检验

大股东是公司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但大股东行为未必都是理性的。本文以大股东增持为研究的切入点,研究了大股东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大股东过度自信行为对公司治理有效性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完善对其具有矫正作用。即使剔除政府救市因素对大股东增持的影响,上述研究结论也依然成立。本文认为,在公司治理机制构建中对参与主体非理性因素的考虑,是提高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前提。

商业负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及其债权人保护

本文汇总了上市公司2002--2004年会计报表附注中商业负债信息的披露情况，并对影响商业负债的相关因素进行实证方面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静态收款质量、EBIT、资产规模与商业负债呈正相关关系，而存货周转率与其呈负相关关系。同时指出由于存在法律不完善、信用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政府的不当介入，使得商业负债债权人利益不能得到有力保护。

试评我国基本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

本文通过对财政部发布的基本准则征求意见稿①的结构、条文等特点的分析,以及在参考国外准则制定的程序、准则结构以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特点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此次制定的征求意见稿尚需解决的一些问题,期望能够在发布最终的基本准则时改进征求意见稿中所存在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缺陷,并能为具体准则的制定提供相关参考。

高管从军经历、管理风格与公司创新

"军事化管理改变了商业思维",具有早期从军经历的高管是否会形成特殊的管理风格?这种风格对其掌管企业的行为会否产生真实影响?本文从公司创新视角切入,系统考察和分析了高管的从军经历及军旅特征对公司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首先,与没有从军经历的高管相比,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所在公司的创新程度更高,并且从军高管在军队服役的年限越长、转业前取得的军衔越高,公司创新程度越高,表明高管从军经历具有正面的创新效应。其次,压力情景的探索发现,相比经济正常时期,经济下行时期高管从军经历的创新效应更加显著。最后,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激进的公司战略规划和高效的创新执行力在高管从军经历的创新效应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本文总体结果表明,高管从军经历通过塑造其管理风格进而对公司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正面影响。研究结论为如何推动创新、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启示。

股改背景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

本文选取2006年6月30日之前公告分配情况的497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主要考察股权分置过程中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特点。回归检验以及对流通股比例进行分组检验的结果显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仍然利用其控制权通过派现的方式进行利益输送。本文的实证检验仅提供了比较微弱的证据支持上市公司出于减少自由现金流量的目的而派发现金股利。同时,经验结果所提供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流通股比例与现金股利的支付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总体而言,上市公司并未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显著的改变其股利政策。

声誉机制起作用吗--基于中国股票市场的证据

本文以证监会处罚的147个样本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声誉机制在我国股票市场中的作用。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违法、违规行为导致股东价值明显下降,其中声誉价值损失占股东价值损失的比例达到52.92%。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声誉价值损失与支持性政府管制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声誉机制能够在我国股票市场发挥作用,支持性政府管制可以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提高声誉机制的自我实施效果。

媒体报道倾向与公司并购——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0—2012年797起上市公司并购作为研究样本,在利用文本分析工具判断媒体报道倾向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媒体报道倾向的影响因素以及媒体报道倾向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媒体对公司并购倾向于正面报道,但是在市场化水平较高、政府干预程度较低以及媒体行业竞争激烈的地区,媒体报道公司并购的正面倾向则并不明显;从结果来看,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会显著提高公司成功并购的概率。

公司丑闻、声誉机制与高管变更

本文以2003～2008年发生丑闻的公司高管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声誉机制对高管变更的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公司业绩、董事会特征以及股权集中度并不能有效解释丑闻公司高管变更的原因。相反,声誉惩罚却显著提高了丑闻公司高管变更概率,并分别将这些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变更的概率至少提高了8.02个百分点和2.46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还表明,声誉惩罚显著降低了丑闻公司董事长变更后继续担任公司其他职位的概率。研究结论证实,在转型期的中国,作为非正式制度约束的声誉机制能够在改善公司治理方面发挥作用。

独立董事的价值:来自独立董事集中辞职的证据

本文以中组部发布[2013]18号文件作为一起外生事件,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辞职的市场反应。研究发现:(1)市场对独立董事辞职公告的反应显著为负,说明独立董事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2)与独立性相比,保持与管理层之间良好的沟通对于独立董事发挥作用至关重要;(3)独立董事担任薪酬委员会委员有助于更好地履行职能;(4)具有地方政治联系的"官员独董"在民营上市公司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具有中央政治联系的"官员独董"不仅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反而凭借特殊的身份获得了更高的津贴。

公司丑闻、声誉机制与董事会重构

本文以2003～2008年受到证监会处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声誉机制对公司董事会构成的影响。我们发现这些公司董事会的构成在丑闻发生前后有明显变化,尤其是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显著增加。回归结果显示,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声誉惩罚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表明发生丑闻的公司为了重建企业声誉和挽回投资者的信心,会通过增加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以加强董事会的监督职能。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声誉机制的公司治理效果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同时也拓展了董事会构成变化的研究,依此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期权激励与管理层择机: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实证检验了上市公司在实施股票期权激励中管理层的择机行为。研究发现:(1)区间定价样本择机授予期权以降低行权价格;(2)区间定价样本与单日定价样本在定价基准日之后均择机披露利好消息以提高期权价值;(3)当管理层权力较大、公司治理水平较低、最终控制人性质为国有时,管理层同时发生择机授予期权与择机披露信息行为的概率较高,而无形资产占比和公司规模则会降低管理层同时发生以上两种择机行为的概率。文章的研究结论丰富和拓展了已有文献对管理层择机行为的研究成果,而且对于有效推行管理层期权激励计划以及抑制管理层择机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增持股份:财务动机还是政治动机?

本文以2008年8月份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修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的决定》为背景,详细研究了该规定出台后由上市公司大股东和高管人员所发起的股份增持事件。结论表明,上市公司的股票增持行为主要出于政治动机,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财务动机。这一发现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转型经济国家公司内部人行为和动机的认识。

银行股权关联、高管权力与企业创新

基于银行股权关联和高管权力影响创新的理论阐释,我们实证考察了银行股权关联、高管权力对创新的影响以及二者的共同作用。检验结果表明:银行股权关联与高管权力都能促进企业创新,并且促进效应在国企与民企中具有显著差异,在民企中促进效应更强。同时,银行股权关联的促进效应存在被高管权力异化的现象,高管权力越犬,异化现象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