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文化伦理:恢复居住者及其生活习性与生境之间的关键联系

生物文化的均质化涉及三个主要动因:(a)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导致的与生物多样性日常接触的物理障碍;(b)本土语言中蕴含广泛的不同传统生态学知识与价值,但正规或非正规教育对本土语言的忽视导致了概念障碍;(c)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治理之下对伦理学教学的清除或减少有关的政治障碍。生物文化伦理致力于通过恢复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之间、栖居者的习性与其生境之间的关键联系来克服这些障碍。早期西方哲学、美洲印第安人传统生态学知识和当代生态学、进化论科学都承认这些联系,但在普遍流行的现代伦理学中缺失了这种联系。人们曾经忽视了解区域生态系统以及在其中栖居的形式的多样性,这些形式的每一种都具有多重的环境和社会后果。更好地理解由种种生态系统、语言和文化组成的地区多样性拼图,有助于区分环境问题的具体原因和责任能动主体,有助于揭示可持续性的实践、生态学知识形式和价值,这些实践、知识形式和价值为解决社会生态问题提供了现有的选择。

生物分类学沙文主义,不可再如此!——来自休谟、达尔文和生物文化伦理的解药

全球社会的文化通常将动物一词与脊椎动物联系起来。矛盾的是,大多数动物多样性都是由小型生物组成,而人们却对这些小型生物视若无睹,它们在哲学、科学和教育中的代表性严重不足。21世纪的科学研究表明,许多无脊椎动物具有意识和感受疼痛的能力。这些发现敦促动物伦理学家变得更具包容性,并重新评估无脊椎动物在道德共同体中的地位。关于这些小型动物等共栖者正在第六次大规模灭绝中消失,科学界也提出了警示。这种“无形的灭绝”迫使环境哲学家将无脊椎动物凸显出来,它们不仅对于生物多样性和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功能而言十分重要,其自身的存在也非常宝贵。通过整合生物多样性之生物物理维度和文化维度的生物文化方法,笔者研究了分类学沙文主义的根源,它不仅关联着无脊椎动物在现代哲学和科学中的代表性不足,也关联着无脊椎动物的从属地位。坏消息是在动物意象中发现了明显的椎骨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