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内地华洋诉讼中的“华强洋弱”现象——以巴县档案为对象的考察

学界对晚清华洋诉讼的关注基本都是以上海等租界地区的会审公廨为研究对象,在租界模式下,华洋官员的地位表现出极不平等性,呈现为洋官的“把持袒护”与地方官的“听客所为”。本文以巴县华洋诉讼档案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案例分析,展现了内地地方衙门理案模式下的“华强洋弱”现象。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文以形而上学的视角 ,探讨了对人性的不同判断可能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人性恶”的理论前置与近代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国的法治前景能否可瞻可欲 ,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为鉴 ,以先进为师 ,充分认识人性之恶 ,在制度安排 ,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四川法政学校——中国近代法学专门教育的地方实践(1906-1926)

1906年四川法政学堂成立,它起初颇受日本影响,之后逐渐显示向美欧学习的趋势。法政学校的教员和学生几乎都为四川籍,凸显了早期四川省法学教育的地方性特点。四川法政学校从成立之始就存在经费紧张等问题,但学校和教员仍在许多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教学质量。随着民国大学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法政专门学校最终纳入到综合性大学之中。

晚清州县审断中的“社会”:基于南部县档案的考察

一直以来,学界普遍认为表现为保甲、家族以及其他多种方式的"社会"力量在基层政治中有着相当的重要性或发挥着重要功能。但从四川省南部县正堂全清档案中发现,不仅词讼案件在档案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有许多"琐情"案件是直接告于官府,并未看到"社会"的作用。尽管目前尚难以得出更多的结论,但晚清州县"社会"的实际情形是否如通说一致,似乎是可以有所质疑的。

认真对待拒证权

拒证权在证据法律制度中是一个必要的设置。拒证权的享有无疑有利于增强证人作为一个法律主体的道德尊严感 。

证人拒证权的理由——一种历史文化的分析

本文着重从历史的角度对证据制度的证人拒证权的理由进行讨论和分析。认为 ,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建立的拒证权制度不仅有道德的一般证明 ,也有历史传统的根据 ;中国在建立这一制度时不仅应当积极地吸取外来的经验 。

民国婚姻诉讼中的民间习惯：以新繁县司法档案中的定婚案件为据

虽然民国时期大规模引入西方法律制度,但与中央相比,基层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往往多考虑民间习惯。四川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中有涉婚姻的案件表明,在定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上,司法判决更依托于民间的传统婚姻习惯。因而,即使在民国中后期,现代法律制度与传统习惯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仍然并存。

清代州县审断的灵活性——以清代南部县档案中“判词”为例

分析清代川省南部县档案中的"判词"在知县审断中的运用、形式、内容以及作用等呈现出的特征,可以揭示有清基层衙门在审断纠纷上与中央官厅的不同面向,进而从审断中表达知县态度的文本——"判词"——这一侧面,说明了至少清季州县在纠纷审断上所具有的,也是当下司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或自主性。

地方防务体系下的制度变迁思考--以民国四川荣县冬防制度与实践为例

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颁行了一系列规制地方社会的制度。在看似制度体系渐成的背景下,地方社会经历着自上而下的制度冲击与具体实践的磨合。四川荣县在冬防严峻时期着手制定守望规则,其守望相助的微观实践展现出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制度无法抵进的地方社会仍需依靠地方力量予以支持,从而建立既符合地方传统又能被有效执行的地方防务体系。制度所代表的国家权力的下沉并非直线型,而是受地方固有习惯与传统的影响,形成曲折渐进之势。地方防务体系背后体现了国家制度与旧传统交融下的地方社会基于共同利益的现实选择。

西部开发与法律资源的配置

本文通过对法律作为资源的理论阐述,以及法律资源配置在区域性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的分析,就西部开发中建立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可行性以及资源配置中的侧重面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文中强调,在西部开发中建立法律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从政策调整向法律调整的转变,是西部区别于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的重要标志;这种转变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形式需要,而是社会发展的质的规定。

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方法、材料和细节——以清代州县审断问题研究为例

滋贺秀三和黄宗智教授围绕清代州县审断问题所引发的学术讨论,[2]打破了中国法律史学界的研究格局,这不仅反映在研究方法上,也反映在问题意识上。以前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侧重通史,现已逐渐开始向“具体问题”转移;在研究材料方面,也逐渐从以典章转向档案材料为基础;在表述层面,以一定的理论基础展开的宏大叙事研究,也逐渐让位于“把事情说清楚”的具体论述。

论批词:晚清州县审断灵活性研究——以南部县档案为研究对象

作为清代基层政权的州县,究竟是一种单纯的行政隶属性的他律存在抑或是一种自律的自主性存在,是一个尚需重新审视的问题。有大量的理论性研究说明,社会的理想主义图景与社会实践的冲突或某种紧张,普遍存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与发展阶段,甚至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控制方案及其实践之中。有相当多的材料能够证明,这样的理论性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是基于想象或逻辑推论。既有的清代问题研究大致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画面: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是政权的唯一主人,其下的万民(包括所有的臣僚,甚至宗室成员)都是供其驭使的奴才。

论科学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实现

设区的市被普遍授予立法权限后,科学立法的要求在地方立法中更加凸显。本文重新审视地方立法现状,梳理存在的若干问题,从地方性法规协调性、适应性、前瞻性等方面诠释科学立法的内在要求,论证培养系统化立法思维的必要性,将科学立法丰富的内涵转化为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切实可用的方法论。

从求同存异到存同求异——作为方法的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

同一与差异,作为哲学的范畴,始终是一个困扰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差异是事物客观的、不可避免的属性,尽管人类面对差异而追求同一.然而,差异却象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展示了事物丰富多彩的面貌极其客观的属性,通过对个性的认同和张扬,为人类开辟了繁荣进步之路,刺激着人类的智慧、激情和创造力。

城隍崇拜在清代知县司法中的影响

古代"祀"这一活动表达的是信仰,"祀"被认为是"国之大事"。历史上,有关"祀"的各类礼制大多是逐渐被纳入国家典章制度的。城隍崇拜起源颇古,最初以民间信仰的形式存在并逐渐拥有广泛的影响,但直至明代方正式被纳入祀典,成为国家制度。就清代的史料看来,城隍致祭的影响已超出了严格的祭祀仪式所表达的信仰的范畴。尤其在清代地方司法及行政事务中,城隍崇拜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

后现代思潮冲击下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以司法文化的重建为中心

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导致了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构成司法文化的核心要素的解构、颠覆与重建。法的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挑战了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三个基本维度获得全方位生长,从而重建了法的概念。后现代解构了作为司法文化基础的事实,明确了客观真实与法律事实的二元分立,并引发了司法过程中事实探知绝对化的转向。司法独立命题也被质疑和重新解读,促使我们思考司法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后现代思潮推动的法、事实与司法独立等概念的解构与重建,将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性社会发展中的法律资源配置及其意义

法律作为资源的理论以及法律资源配置在区域性社会发展中的意义的分析 ,可以从新的视角探讨当下西部开发中建立法律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性、可行性以及资源配置中的侧重面等问题。在西部开发中建立法律资源的合理配置 ,实现从政策调整向法律调整的转变 ,是西部别于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的重要标志 ;而这种转变不是社会资源配置的形式需要 。

从法学之法通向司法之法——现代性-后现代范式中法的概念变迁

法学之法与司法之法二元分立是现代性法概念的基本特征。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冲击着现代性的法治主义叙事,推动了法的概念三个基本维度的重建,从而沟通了法学之法与司法之法。在价值层面,破解了法律正义幻相,价值相对主义与道德平等观对法治的普世信念与道德等级意识形成了挑战,制度层面则动摇了规则中心并将"活法"延伸到法律家;在谱系层面,拓展了文化谱系与规则谱系,使法治之法获得全方位生长。现代性-后现代范式中法的概念变迁对中国法治主义话语和制度建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凝心铸魂 以学促干 奋力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今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党外人士座谈并共迎新春时指出,要“适时开展新一轮主题教育,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

秩序微言

如果将秩序的应然目标视为秩序与自由的和谐，那么对强调人的社会活动、行为具有一致性、连续性、确定性的秩序观所可能带来的法律负面的担心就绝非多余。以“一致性。确定性”为核心内容的秩序伤害自由与社会，无论从形而上的价值观或功利主义立场都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秩序问题不纯粹是个理论问题，也是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问题，对此问题的讨论应该放置在相对确定的文化背景下。因此，从抽象意义上或许很难对“集体本位的刚性秩序”和“个人本位的柔性秩序”作优劣比较，然若将其放置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传统中，则“柔性秩序”的建构便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法律意义，即强化扩大私权，弱化规范公权，激活自律机制，鼓励私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