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发展格局的国际经验及中国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顺应百年变局的主动选择,又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比较研究世界经济史中荷兰、英国、日本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内外循环发展可知,能否构建一个立足国内循环的经济发展格局是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来理解“循环”,它是个体资本循环和社会总资本循环的统一,是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辩证统一的过程,是国家参与全球化世界历史进程的前提条件。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要实现经济循环和产业联通。所以,基于历史经验、原理规律和现实要求,中国应推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循环,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最终形成内外循环畅通的新发展格局。

日本“政府主导型”经济制度的缺陷

日本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干预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日本经济发挥“后发优势”,在短期内“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正是在政府对经济的判断错误及政策的失灵下才一步步走向长期萧条。面对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错误及政策的失灵,人们又开始反思“政府主导型”制度安排的弊病。本文认为,以政府主导为特色的强制性制度安排的积极效果必须以制度代理人正确地判断经济发展形势,并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前提,否则,将会出现“政府主导型”制度的缺陷。

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对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激发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热潮。然而,由于沿线国家不同的政治历史变迁、资源禀赋、地理环境、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较大,导致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面临着由直接的国家风险、经济风险引发的间接的法律风险。而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不熟悉东道国的投资环境、法律法规,缺乏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是导致综合性法律风险的深层原因。因此,我国企业必须构筑海外投资法律保障制度,制定和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措施,从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

新时期日本对非洲投资战略及中国的对策——基于“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思维

进入21世纪后非洲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市场的扩大加快了中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对非洲的投资和经济合作。尤其是近年来中日两国元首接连访问非洲，使非洲地区逐渐成为亚洲之后中日两国进行经济外交博弈的重要场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日产业链重构的影响研究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全球产业链进入了重构的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中日产业链陷入了短链萎缩化、多元化以及脱钩和分化的不利局面,中日产业链重构面临着更大风险,加剧中日关键零部件和技术领域的竞争。然而,中国适时提出的“双循环”新格局及RCEP的生效优化了中日产业链合作的内外部环境,助推中日产业链数字化、去碳化,从而进一步促使中日实现产业优化升级、加深产业链深度融合。中日两国应主动适应国际格局的演变,构建政府和企业“双轮驱动”的数字产业链合作体系,加强第三方市场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融合,提升区域价值链水平,尽快摆脱中国产业链“低端锁定”的困境,从而有效破解中美贸易摩擦难题。

信息化时代高校《国际金融》教学改革探微

文章根据笔者多年来从事本科生和研究生《国际金融》教学的经验,结合21世纪全球化、信息化下国际金融课程内容的演变、多媒体教学手段的引入等客观环境的变化,深入阐述了国际金融教学理念、内容、手段以及考核方式改革的必要性及实际教学中的应用,探索今后国际金融教学改革的新思路。

后危机时代日本产业政策再思考——基于日本“新增长战略”

日本作为最早实施产业政策的国家,其政策效应备受世人关注。全球性金融危机重新引发了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拯救陷入危机的企业,并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新高潮。后金融危机时代上台的日本民主党政权,根据"新增长战略"提出了重振日本经济,全面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长期产业政策。而作为未来增长产业的前瞻性扶持政策,今后日本产业政策的重点在于创造"需求"为主、扶持"软产业"出口以及培养产业活力上。日本产业政策的重大调整对同样面临着后危机时代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中国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金融危机下日本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分析

源于美国次级债危机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从危机传导和影响来看,美国主要因金融机构和汽车业等破产和重组引起内需下降导致经济下滑,日本则因汽车等制造业对外出口急剧减少引起的外需大幅度下降造成经济衰退,而且其衰退程度排在了G7集团之首。而严重依赖外需,尤其是出口地区集中,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成为日本经济下滑的主要因素,再次暴露了日本固有的外需主导型经济结构的弊端,说明了日本内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仍未实现。今后日本应逐步提振内需,构筑外需为内需服务,内外并重的、具有弹性的新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金融监管的理念及监管体制顺应经济发展要求而不断地演变。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日本逐步形成了监管权高度集中却又不失灵活性的金融监管体制,监管体制改革是政府与金融体系博弈的结果。在经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践证明日本的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有效的。中国在今后的金融全球化过程中可以供鉴日本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经验。

次贷危机中日本货币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美国次贷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的降息浪潮。日本虽然降息措施慢了一步,但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衰退,也采取了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由此再一次进入了"零利率"时代。通过理论推导和Grange因果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今后日本降息余地越来越小,而"零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日本"零利率"政策的现实效应对欧美国家的货币政策的调整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不合理因素分析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呈现出发展起伏、速度缓慢、产业结构技术构成偏低、地区分布集中、规模中小型化等特点。究其原因 ,一是日本对华投资动机的主流是利用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 ;二是中国引资政策的调整及其导向 ,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不平衡 ;三是日本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过于谨慎 ,不积极 ,且结构不合理。

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经常账户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从2001年中国入世后,国际油价等外部因素通过经常账户直接影响着中国宏观经济的外部平衡。近年来,国际石油价格和中国经常账户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且两者波动趋势趋同。文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国际油价上涨在短期内对经常账户差额产生正的影响,而在长期内对经常账户整体产生负的影响;而当国际石油价格下跌时,情况与正的冲击相反。显然,中国作为世界最大贸易国和石油进口国,国际油价的上涨或下降都将持续影响着中国经常项目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

中日外汇储备成因实证分析

新世纪以来,全球外汇储备空前增加,而日本和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尤为引人注目,但两国外汇储备增加的成因却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的双顺差,日本为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下的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虽然一国外汇储备总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其经济实力,增强了各自对外的贸易支付能力和还债能力,有助于防范新的金融危机,但过高的外汇储备及不合理的来源结构也伴随着新的金融风险。以国际收支理论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深入研究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增长的原因,比较中日外汇储备来源特征,可以为解析中国外汇储备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日本经济10年萧条中的政府失策及其启示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萧条,经历着二战以后最黑暗的时期,被称为"失去的10年"。关于导致长期危机的原因可谓众说纷纭,但其中不可忽视的则是在危机的治理中政府的种种失策。可以说10多年来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对策屡屡失败,不仅没有挽救日益衰退的经济状况,而且失去了国民对政府的信任,使经济复苏更加乏力,至今无法走出困境。

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临床观察

目的观察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2月至2014年2月在我院行剖宫产术中时进行子宫肌瘤剔除病例51例,为观察组,纳入同时期行单纯剖宫产术病例51例,作为对照组。比较两组患者间手术时间、手术出血量、住院时间、产褥病率及术后恢复情况差异。结果观察组患者手术时间显著长于对照组,P<0.05。两组患者间手术出血量、术后肛门排气时间、住院时间、产褥病率、血性恶露时间、恶露排净时间等指标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结论剖宫产术中行子宫肌瘤剔除术安全可靠,具有很好的临床适用性。

二战后日美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比较

二战后国际直接投资急剧地增长，其中日本和美国作为投资大国在国际投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日美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和投资战略却有较大差别，从而反映出日美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本文在比较日美对外直投资中所呈现不同投资战略走势的基础上，重点提出日美不同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依据。

“安倍经济学”:没有“实感”的经济增长及政策错位

2017年"安倍经济学"实施五年,其经济增长效应显现,不仅实现了二战后第二个长景气,而且也帮助安倍领导的自民党(公民党联合)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然而,由于企业设备投资增长乏力且企业收益不佳、失业率下降、工资低、就业环境恶化等原因,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由此,"安倍经济学"下的经济增长被称之为没有"实感"的增长。而经济政策相互矛盾且缺乏延续性,经济政策重点偏离经济现实等,安倍政府政策的失误和错位导致了"安倍经济学"的负效应。在少子老龄化背景下,安倍政府必须采取激励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和措施,消除巨额财政赤字,提高工资、刺激消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才能实现有"实感"的经济增长。

日本对中印投资战略调整研究——政治经济因素探析

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异军突起不仅引起了国际学术界广泛的关注,而且也促动了美日等发达国家对外经济战略的转变和调整。尤其是中日之间异常的"政冷经热"导致日本把投资目标转向印度,从而已经呈现出"经热转凉"的新态势,值得我们深思。比较进入新世纪后日本企业对中印两国投资战略的调整,可以探究日本企业投资由中国转向印度的政治经济原因及其经济效应,有助于掌握日本企业对外投资战略新趋势,为中国今后引进外资提供理论依据。

振兴东北经济亟待突破“人才瓶颈”

人才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组织者和管理者,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直接推动者和实践者。人才资源已成为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提高国家、企业竞争优势的最重要的源泉,因此,如何解决东北经济面临的“人才瓶颈”问题,既是调整东北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基础,也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