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不特定对象”标准之改良

"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是认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一个必备要件。司法解释将"单位内部人员"和"亲友"作为判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特定对象"与"不特定对象"的标准存在明显的理念误区、逻辑缺陷和技术障碍:试图以身份上的概念描述和判断市场经济行为的做法严重违背了基本认识规律和立法技术科学性的要求;这种认定标准与立法目的不存在实质的关联;"亲友"概念本身存在模糊性。这也是造成实务中"不特定对象"标准司法认定困难的根本原因。"不特定对象"标准改良应当借鉴美国私募融资安全港制度,将"投资人有充分的时间了解并且已经了解关于筹资的必要信息"、"投资人具有一定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这两种情形排除在"不特定对象"认定的考虑范围外,并由筹资人对此承担证明责任。

法治指数评估的制度建设路径研究——基于系统论的分析视角

法治指数是描绘和测量一国一地法治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将系统论引进法治指数评估研究是法治指数评估走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法治指数评估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法治指数评估不仅需要关注评估对象、评估方法和评估主体等要素本身,更需要关注不同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乃至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综合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和研判法治指数评估,有利于解释当前国内法治指数评估面临的困境并为法治指数评估的系统化发展提供有效预期。

从“司法拍卖上淘宝”透视网络司法拍卖

网络司法拍卖作为一种新生的司法拍卖形式,虽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但却一直遭到拍卖行业的质疑。网络司法拍卖在降低拍卖过程中的成本支出、提升标的物的变现率和增值率、杜绝拍卖过程中的不当干扰、预防和限制司法腐败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但也会加剧监督和管理的难度、导致新一轮的资金沉淀、难以保证网络的安全性、限制参与的主体与客体、难以实现竞买人的救济权、加重法院的工作负担。为充分发挥网络司法拍卖的积极效用,应该在观念上理性看待网络司法拍卖、创新网络司法拍卖的形式、加强网络司法拍卖平台的技术创新、理清网络司法拍卖的法律关系、充分结合线下拍卖的优势。

互联网非法集资的刑事治理:2007-2014

随着我国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正在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颠覆性影响。“普惠金融”、“金融创新”、“互联网＋”等理念和方案相继得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5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的确认和支持。自2007年国内第一家P2P网络借贷（以下简称“P2P网贷”）平台“拍拍贷”产生以来，这类互联网金融新业态获得了爆炸式增长。Ⅲ与此同时，近年来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互联网非法集资案件亦呈现与日俱增之态势。对于这类新现象，国内法学界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民事、行政和刑事层面的立体式金融风险防范，而对于正在发生的刑事司法实践却缺少必要的关注。从实证角度观察2007-2014年互联网非法集资的刑法治理样态，有利于科学研判当前互联网非法集资刑法治理难题并为互联网金融乱象的有效治理提供预期。

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的比较与借鉴

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是现代民主法治发达国家治理刑讯逼供的重要途径之一。律师在场制度的推行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维护侦查人员的合法权益,推进刑事诉讼进程,以及进一步平衡诉讼结构。因此,我国未来立法亟须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先进的立法例与实务运作,采取"步步推进"的策略,有条件地确立和发展侦查讯问律师在场制度,同时辅之以相关配套机制。

论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之改革与完善——兼评《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得失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正式确立了侦查讯问录音录像制度,但该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事前程序监督不到位、事中实际操作不规范和事后证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在借鉴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应当完善制度自身的程序设计,加强侦查权力的有效控制,确保辩护权利的充分行使。

渎职犯罪刑罚设置的多元化研究

近年来,我国渎职犯罪刑罚轻缓化趋势愈演愈烈,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渎职犯罪刑罚的设置有关系。我国渎职犯罪在刑罚设置上存在刑种过于单一、刑格不够灵活、法定刑偏低等问题。我国渎职犯罪的刑罚设置应该遵循同态相应、罪刑均衡和刑罚人道的内在机理,在参考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相关立法例的基础上,进行多元化设置:增加罚金刑、增设资格刑、建构多级刑格、适当提高法定刑。

网络非法集资刑法治理的模糊化与精密化——基于2007-2015年26起公开案例的实证分析

"互联网+"非法集资模式的出现,不断挑战当前的互联网金融生态和司法治理水平。P2P问题平台的集中爆发脱离了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理性轨道,假借"P2P网络借贷"名义实施的非法集资犯罪大量爆发,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并有悖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初衷。刑法惩治非法集资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市场,而在于防止因金融欺诈导致的中小投资人利益损害。资金用途是认定非法集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罪轻的重要依据。准确认定犯罪行为主体的范围是实现刑法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结合实证分析数据,应当按照资金的不同用途对网络非法集资进行宽缓化处理。

网络非法集资的刑法治理:误区、困境与矫正

通过信息中介在网络上实现点对点借贷是P2P网络借贷的核心要素。将P2P网络借贷等同于网络非法集资,混淆了信息中介和信用中介在网络投融资活动中的功能和定位,是对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误读。通过对2007-2015年公开的案例研究发现,司法机关在治理网络非法集资中,面临着互联网金融创新保护与非法集资犯罪惩治的两难选择,但这种司法治理过程同时也构成了矫正民间融资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有利契机。网络非法集资的刑法治理应当以刑法谦抑为核心,改善治理方向、结构与路径,满足民间融资行为逐步去罪化的趋势。

食品监管渎职罪之检讨与修正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犯罪主体不仅包括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各级职能部门的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也包括依法享有食品监管职权和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人员。作为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行为对象,食品应当采用狭义上的概念。应当重新设置食品监管渎职罪的刑罚:根据故意、过失将刑罚分立;增加罚金刑;增设资格刑;调整刑格。

由两则“日记门”透视网络反腐

网络反腐,即广大公民利用互联网这一现代传播工具,通过在网络上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从而达到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目的。作为一种新生的反腐方式,网络反腐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其发展趋势为从偶发到常态、从个体到群体、从萌芽到勃兴。但在实践运作中,网络反腐面临着网络信息的真实性难以得到保证、网络舆情易受不当干扰和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等问题。为充分发挥网络反腐的正能量,应当在观念上予以理性检视,健全反腐信息的舆情监控机制,加强网络反腐信息平台的技术创新,完善网络反腐的舆情引导机制,依法规范网络反腐行为。

论本科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

当前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知识传授与精神培养失衡、学术教育与技能训练脱节、培养方向与社会需求不合。在借鉴法治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我国应当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通识教育。我国应当理性定位本科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改革司法考试指引下的本科法学教育制度,完善本科法学教育视野下的司法考试制度。

论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特别程序的设计

不同于一般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措施临时性、紧急性和严重性等特殊性构成了建构行政强制措施检察监督特别程序的必要性。但这种程序设计可能存在监督主体与被监督主体产生激烈对抗,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发生冲突,监督方式缺乏刚性导致最终无法落地等法律风险。在当前的政治体系和司法架构下,这项程序的顶层设计方案必须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充分重视借鉴试点经验和教训,分析法律风险,理性设计这套程序的静态构成要素和动态运行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检察权运行的监督和制约。

解读新颁《劳动合同法》——对企业和劳动者利弊的研究

新颁布的《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法》）不仅在程序上加强了可操作性，而且在实体上加强了劳动者维权的力度。然而，该法是否真正的做到了二者之间的平衡呢，还是如企业和劳动者各方争议的那样，出现了明显的偏移与错位？因此，对企业与劳动者的利弊调查与研究也就显得很有必要。对此，本文主要针对几个各界争议较大的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可以对新的《劳法》有一个正确的解读，从而引发新一层次上立法的思考，为立法者完善我国立法、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提供有启发性的建议。

走私罪罪种划分标准的选择

针对当前走私罪罪种划分标准违背立法技术要求、导致法律适用冲突、容易造成罪刑失衡等缺陷,刑法学界提出了行为性质说和对象性质说,但这两种学说都存在缺陷。对走私罪罪种划分标准的选择应该遵循刑罚体系的内部协调、适应日益严重的犯罪形势并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走私罪罪种的划分应采行行为对象性质标准。

网络非法集资刑事规制定罪量刑要素实证研究

P2P网络借贷在金融活动中应当定位于信息中介,但其在经营中却容易异化为信用中介,进而损害投资人利益。对182份判例的实证研究表明,网络非法集资刑事规制中的定罪量刑要素正处于尴尬境地:'金融秩序'被视为非法集资刑事规制的法益;共同犯罪的司法认定范围被盲目扩大;资金用途未被当作定罪量刑的依据;司法认定中未考虑不同投资主体的特殊性。异化的P2P网络借贷本质上是民间融资在网络上的重现,以此作为否定P2P网络借贷乃至互联网金融创新性、效率性、正当性的理由并不充分,其司法实务应当遵循民间非法集资治理的一般路径。

网络非法集资刑法治理的模糊化与精密化——基于2007～2015年26起公开案例的实证分析

普惠金融、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不断冲击着相对封闭的国家金融体制和金融抑制的传统思维方式。作为互联网金融模式的一种,以P2P网络借贷为代表的网络融资通过降低信用成本,提供多层次的投融资服务,满足了民间资本市场压抑多年的借贷需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1]为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政策空间。

法治指数评估的制度建设研究

法治指数评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国法治指数评估不仅需要关注评估对象、评估方法和评估主体等要素,更需要关注不同要素之间、要素与系统之间的关系乃至系统与环境的关系。综合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来分析和研判法治指数评估,有利于解释当前国内法治指数评估面临的困境,并为法治指数评估的系统化发展提供有效预期。

本科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纪念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推行10周年

当前我国本科法学教育知识传授与精神培养失衡、学术教育与技能训练脱节、培养方向与社会需求不合。我国应当将本科法学教育定位于通识教育。我国应当建立本科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良性互动关系,理性定位本科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关系;改革司法考试指引下的本科法学教育制度;完善本科法学教育视野下的司法考试制度。

我眼中的检察职业良知

“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无罪。”2016年12月2日,在我国第三个国家宪法日即将来临之际,最高人民法院采纳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检察建议,做出了这份迟到22年的无罪判决。“检察机关该采信的都采信了,非常客观公正,我觉得很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