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研究“文革”的新思路新方法——金大陆教授访谈录

金大陆先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切入,扩展了"文革"研究的新领域。他撰写的《非常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一书就是这一研究的硕果。它不但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文革"研究的新思路。为此,《记忆》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启之对金大陆先生进行了采访,同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光耀也接受了采访。

“口述史”与“口述记忆”--新中国史口述研究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取向

新中国史口述研究与人口统计的代际年岁相关,其所面对的史实、人物和事理均处于“宜采集”和“需抢救”状态,并具有鲜明的“共同经历型”特征。其中,社会学注重探求口述与“集体记忆—社会认同”的关联,强调情感倾向和价值判断,并通过“社会建构”的话语分析诠释历史。这一取向不应称为“口述史”研究,而应称为“口述记忆”研究。历史学则将口述定位为“史料”,强调与以档案为主干的“合围型”史料群进行比对考订。二者在旨趣、要诀、范式、目标上是不同的,应在既双向平行又相互映照的轨道上前行。

中国知青研究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建设的若干问题

中国知青研究是既关乎历史又关联当下以及关系未来的重大课题。知青研究要"突破瓶颈",首先在学科定位上应进入历史学轨道,即标树以史料开发和史实重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构建以问题解答为中心的研究框架。中国知青运动脱胎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故有"政治运动史"的研究框架;同时,在更广阔的内容和事实的层面上,与知青的"生产—生活—生存"息息相关,故有"社会生活史"的研究框架。两者交叉、渗透,后者更基础更富有弹性,故知青研究应确立以社会生活史研究为主导的"双重框架论"。关于"知青与知青运动分开"的讨论,是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命题,据此可引申、辨析、回答许多相关问题。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绿化问题研究

开埠以来,上海的公共绿地极少,且难有拓展空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先是因中苏关系紧张,进行了“为战备”的绿化;后又因中美关系解冻,迎来了“为外事”的绿化。前者是指围绕机场、车站、码头、仓库等要地种植高大、荫浓的乔木;后者需要市容清洁、整齐、美观,便开辟街道绿地,修缮公园,举办花展,为行道树升级换代。但上海已被定型为“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占用绿地的情况仍屡屡发生。直到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向“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绿化业才真正迎来了大发展。

一个观点,两个倡导——在《体育与科学》庆典会上的发言

作为人类生活方式的构成,体育不仅在本体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对象,它还需要借鉴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和理论,来进行研究和总结。倡导之一:中国体育理论的成果需要总结,任何成熟的学科建设一定要有成熟的学术史的梳理。倡导之二:建议向社会史、教育史、生活史等方面吸取资源,撰写《中国"文革"体育史》。

婚姻之门——上海1966-1976年社会生活史研究

文革时期,上海结婚登记数据的分布,呈现出“盆地型”的样式,即前期高、中期低、后期高的走势。同时,上海10年间的总离婚数只有6489对,即偌大个千百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天的离婚人数还不到2对。原因是在无形中存在着一家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为圭臬的“社会伦理裁判所”。文革即将结束时的1975年,上海出现了涉外婚姻。

上海“文革”时期的蔬菜供应

城市蔬菜供应关联"民众─生活"和"社会─管理"两条波动线,难怪通过"文革"夺权的造反派,在蔬菜供应淡季时,也得派人勘踏田头,各方调运,促进上市。"文革"前,上海以三角地菜场为服务典范;"文革"中,上海以长寿支路菜场为服务样板。前后"优质服务"的套路、特色并无二致,支持系统的政治符号和政治指向,却因强调为"政治路线服务"而不一样。同时,蔬菜供应的背后,还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盗窃活动。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大气污染问题研究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城市因工业毒害气体外逸和烟尘飘浮降落,己遭受较严重的大气污染。主管和职能部门并未置之不理,大致有代表“国家管理‘在位’”的政治“响应型”和自下而上的现场“倒逼型”两种类型和动力。1972年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73年便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海方面搞普查,抓落实,努力推进治理工作。但工矿企业强调“三废”难治、难免,甚至敷衍搪塞,加上市区工厂将毒害产品移向郊区的社队企业,造成泛滥性的污染,上海城市的大气污染始终严重超标。起根发由,此十年,上海的工业生产伴随着能源耗费成增长态势,强势的工业排放呑噬了弱势的治理;由产权界定的单位所有制,决定了工矿企业以“营利为目的”的指向,“单位为重”的管理“重生产-轻治理”成为痼疾;土法上马的“作坊式”治理违逆了现代环境治理的科学技术和规律。正是这三重因素的叠加,最终造成“有治理,难作为”的局面。

上海文革运动中的群众报刊

上海文革时期的报刊分为四类。“一月革命”以后,有关部门采取种种措施,对其中的群众报刊进行整顿、整肃和查处(包括巴金家的客厅曾被某“地下报刊”的编辑所占据)。本文既是对上海文革报刊史的梳理,也可通过展示其状况和过程,观察当时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心态。

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报刊、网络、电视等众多的媒体话题,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需凭票购买。其实,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共十二年两个半月,上海猪肉实行"敞开供应"。"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为上海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供需平台。至于"集体记忆"的失真和舛误,作为从"民间故事"走向"公共论坛"的"存在",源于记忆建构时史实的假托和价值判断的取舍。

体育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九十年代体育新走向

进入现代文明后,体育从教育中分化出一部分成为娱乐文化,成为人们的闲暇生活方式的重要部分,是人的享受、发展的自我要求。从教育的角度、人的发展需要来看,体育作为需要,最根本的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体育是现代社会向未来社会过渡中最基本的闲暇生活方式之一,如何科学地安排闲暇生活方式中的体育内容,是理论工作者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我为什么执著于“老三届”研究

我为什么执著于﹃老三届﹄研究金大陆１９９７年秋天，《世运与命运———关于“老三届”人生存与发展的研究报告》完成了，如同编写《苦难与风流》时的心绪一样，我没有感觉轻松和兴奋，而是添了一份牵挂：不是牵挂著作的出版能否顺利，而是牵挂研究的承载，能否得到社会...

推进“文革”研究进入历史学学术轨道——兼论中国“文革”研究的现状和前景

2007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申报指南《中共党史》研究栏目中，曾列“要注意对‘文化大革命’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对有关问题的研究”等内容。就此，说明“文革”研究尽管仍处于或艰难、或微妙的状况，却也并非如坊间传说那样遭遇“禁闭”的境地。事实上，党史、国史研究机构关涉“文革”内容的成果，仍缓慢而又不间断地出版问世，包括历时十六年编写的《党史·二卷》，直接反映“文革”内容的第三编共计八章，这些研究的优势在于研究者可以查阅许多外界不方便接触的资料，为“文革”研究构筑了第一轮次的史料基础。

“野营拉练”——以上海1970年至1974年的“野营拉练”为例

从社会史的角度解读,1970年野营拉练的兴起是毛泽东"五.七"指示的接续。至于高潮后的退落,其间既有集体心理逐渐疲劳的因素,更有社会政治加剧变乱的根由。在上海,突出表现为工人民兵的任务高度地政治化、职能化了。部队、工厂、大学、中学的拉练队伍各有特点,各有发挥,共同记录了文革运动中这一段插曲的旋律和内容。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始末(1966.9.10—9.30)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抵达上海后,广泛地开展了抄家、武斗牛鬼蛇神等暴力的行动。这是因为中国文革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同时与"暴力传统"、"教育缺失"、"广场效应"与"现场心态"、"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等社会运动和社会心理等诸多因素相关。至于北京红卫兵与上海红卫兵在武斗的规模和?烈度上存有霄壤之别(以同为1966年9月30日的统计为准:北京殴打致死1772人;上海殴打致死11人,相距达160多倍),以及北京红卫兵的武斗,遭至上海市民的抵制,不仅具有地域政治的因素,还关乎北京人与上海人地域文化的差异。

上海文革研究的史料准备

有人说“文革发生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我以为,只有国内学者做出巨大的努力和贡献,才可能真正提升文革研究的层次和品质。其实,这些年中国的文革研究一直在进行,上海的文革研究亦并非是块“不毛之地”,其史料有著作、辞典、方志、大事记、报刊等出版物类;有档案、群众报刊、传单、民间日记等非出版物类。上海文革研究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提升,必需从搜集、整理史料着手。

上海1966-1976年的计划生育工作

1969年3月,因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上海"文革"中处于瘫痪状态的计划生育工作重新启动,具体表现在"组织重建"、"专业领先"和"措施落实"等方面。70年代时上海在节育率和出生率上取得显著成效。这些也与上海人的生活理念、上海计划生育工作的基础以及广大群众对国家管理社会事务的认同和积极参与相关。

复旦的“文革”资料哪里去了?——曹宠、秦邦廉访谈记

采访时间:2005年10月30日。地点:复旦大学老干部活动室。

“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来说的。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