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共通的意义空间”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在实践与学理层面分别取得了巨大进展,但其国际传播仍有待改进。为此,在该话语的传播过程中,面对意识形态沟壑与战略竞争壁垒,需要厘清国际(政治)传播概念,注重中西方文化与理论的对接,探寻彼此的共通点,进而塑造与扩容"共通的意义空间",以提高传播效果、扩大受众面,填补"我者"与"他者"之间的认知沟壑,减少传播阻碍,加深彼此理解。

理解共同体的社会基础变化:以“关系范式”为研究进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立意高远的全球话语。然而,作为共同体的放射性话语,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仍限于描述,尚未构成科学概念。因此,有必要以共同体为逻辑起点,采用社会学的“关系范式”,通过史实推演,考察共同体社会基础的流变过程,厘清传统共同体如何演进至现代共同体;国内共同体又如何引申至国际共同体;个体主义的国际共同体是否具有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演化的趋势,从而达到界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目的。此外,该研究还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着力点,即减少重复性的价值研究并侧重实践向度的制度设计与创制。

国际话语视角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化内涵解读

诠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化的渠道就是构建"义利观"。通过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比较分析与相互印证,可以发现,"义利观"是以关系为分析单位的整体主义,也是一种弱利他主义,这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的个体主义和利己主义的理论假设的修正和有益补充。"义利观"是一种能够推动国际社会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利益观、价值观,但需要结合国际关系完善自身理论内涵,形成能够适用于国际社会的话语。

刍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方式:一种制度化的视角

价值理念最有效的传播与内化方式是制度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应如是。何况,人类命运共同体本就有着合理的制度化缘由:首先,历史上的共同体都有相应的制度与组织实践,它们是构建、强化、维护共同体的必要力量;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基于"共生理性"而合理地借鉴理性选择与社会建构这两条制度化路径来开展制度设计;复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化既可以缓解中国面临的意识形态压力,也能为国际社会的治理提供帮助;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备制度化的实体组织和实践机制,如联合国改革与"一带一路"建设可分别在全球与区域层面"双轨"推进其构建进程。因此,本文认为有必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制度转向",使其从"价值话语"发展为"制度话语"和实体形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的意义、机遇与挑战

当今中国正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话语领域的斗争格外激烈和复杂,中国急需提升国际话语能力。而习近平外交思想内涵丰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因此,加强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具有世界意义和时代意义。“世界意义”在于,如何从世界的角度来把握全局,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和内涵,突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实践观、考虑话语对象的感受、思考话语的方式方法和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提升话语的国际传播效率和效应。“时代意义”在于,认清时代,以合作的精神开展国际交流、增进国际理解,同时保持高度警惕,注意斗争方法,维护好国家总体安全与和平发展环境。当代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中国日益成为推动世界发展和变化的重要力量。国际社会对中国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为加强习近平外交思想国际传播提供了机遇。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国际传播同样面临困难和挑战。首先,要战胜来自内部的挑战。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和前提是干好中国的事情,继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其次,要做好国际的团结合作工作。国际社会认同和接受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往往需要更多的耐心和持续的推介,在交流中实现交汇,在融合中达到共识。最后,需要在国际交锋中克服种种困难和战胜其他阻力。为此,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建设要有新的进展,要对“中国话语、世界表达”体系的构建与传播有新贡献,要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形成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相适应、同我国综合国力发展相匹配的国际话语能力,充分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制度的视角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自产生以来,一直是国内学界的热点问题。相关成果可分为三类:一是话语诠释,二是规范理论创新,三是国际战略应用。然而从成果数量看,此项研究存在知识叠合度较高的现象,大多数成果聚焦话语诠释,而实践类研究较少,关于制度化的成果更是非常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