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金融扶贫实践研究——以湘西州为例

商业银行通过发放三农贷款、创新金融产品、建立金融扶贫服务站等措施,有效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湘西州商业银行金融扶贫的特征、成效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从优化政府对银行管理目标、激励产品创新适应市场需求、提高贫困地区农户金融水平、加快完善金融服务站建设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发挥审计作用节约建设资金

案例背景众所周知,迁改工作是项目建设中的“硬骨头”,各产权单位大多是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在谈判过程中,项目公司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缺乏行业专业指导、不熟悉行业规则、没有话语权和主动权,这些不仅严重影响项目进度,还会带来迁改投资超概的隐患,产生国有资产资金管理风险。

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异质性及演变特征分析

从地市空间尺度出发,应用空间聚类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研究了2006、2011和2016年湘渝川滇黔桂111个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及其时空演变趋势。结果表明:①湘渝川滇黔桂地市城镇化减贫效应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其中,人口城镇化率提升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总体逐步增强,且影响系数最高值区域总体稳定在湖南境内的中东部地市;②产业城镇化总体具有益贫性,但在部分地区表现为抑制农民增收,其总体正向影响变大的同时差异性也随之扩大。在空间上,产业城镇化的减贫效应最低值区域从湖南、广西境内集中分布及其它省域分散分布向湖南东南部和广西东北部收缩,人口城镇化减贫效应低值区域和产业城镇化的高值区域基本重合;③土地城镇化对农民收入影响有正有负,但回归系数的均值一直为负,总体上抑制农民增收,其减贫效应空间上呈现差异扩大趋势,其最高值由四川北部及东北部、重庆东北部、广西东南部等地区逐步向广西境内集中,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分布格局;④城镇化质量对农民收入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总体减贫效应逐步提升,但这一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在空间上,湖南地市城镇化质量减贫效应强于其他省份地市。据此,提出加快推进人口城镇化进程、合理优化二三产业结构、制定科学的征地补偿制度和因地制宜地促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基于农户生计响应的城镇化减贫成效分异研究

基于农户生计响应视角,定性分析了城镇化减贫的机制、路径和影响因素,并揭示了城镇化减贫效应分异的发生机制。分析表明:外部环境和家庭内部因素不同引起农户城镇化生计响应分异,而不同的农户生计响应又引起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差异,进而导致城镇化减贫效应的空间异质性。提出保障农户合法财产权益、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加大农户人力资本投资等建议。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发展时空分异及其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城镇化农户生计响应的视角

文章基于湖南省武陵山片区37个县市区2008-2017年统计年鉴数据,根据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评价分析了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乡村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并基于城镇化农户生计响应的视角分析了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乡村发展的影响路径,得出以下三点主要结论:(1)片区乡村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局部空间结构稳定,呈现出一定的路径依赖和锁定特征。(2)城镇化至少通过2个及以上的农户生计响应路径影响乡村发展及其5个维度。(3)农户综合生计响应对乡村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其各个维度的影响或正或负,城镇化通过农户生计综合响应对产业兴旺、乡风文明2个维度有明显的抑制效应。当前应因地制宜地提升各县域乡村发展水平与增强联动性,稳中求进。

基于“乡村振兴”政策背景的农民增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利用1996年-2015年中国国家数据和国家统计局年鉴等相关数据,分析当前影响农民增收的因素。通过多元线性实证分析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医疗设施和土地耕作面积两个因素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不显著,因此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农民就业和农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增收的影响较为显著。针对解决农民收入的问题,研究影响农村农民收入的因素,并根据实证结果为农民增收提出对策建议。

湖南武陵山片区县域城乡耦合分异及机制研究--基于城镇化的农户生计响应视角

当前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快速发展时期,但同时也面临着乡村发展严重滞后等问题。通过对该片区的城乡发展耦合度进行测度,基于农户生计响应判断它是否在城镇化影响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中介效应并进行影响路径识别。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湖南省武陵山片区的县域城乡耦合发展协调度目前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且各分片区之间的发展差异较大;2)片区农户生计响应在城镇化影响乡村振兴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3)“人业地”视角下的城镇化可以通过农户生计响应的四个维度对乡村振兴进行影响。

武陵山片区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农民增收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分析——基于71县市区数据

通过对中国地理标志演进情况的梳理,并且基于权威官方发布的有关地理标志的截面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标测算表明,在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的修正了异方差之后,地理标志、城镇化率、耕地面积和农业投资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并且发现,地理标志的变量系数大于零,表明地理标志对农民的增收具有促进作用。

武陵山片区城镇化的农户生计响应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个典型乡镇355户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3个典型乡镇35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考察武陵山片区农户的城镇化生计响应发现:①农户生计响应是"城乡连续体"的"人业地"关系重构中乡村聚落的决策单元对城镇聚落吸附与扩散效应的综合反应,受宏观环境、外部条件和家庭因素的影响;②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革命老区红色旅游景区和县城近郊特色农业种植区周边农户的生计综合响应、生计空间响应和生计产出响应依次递减,但生计资本和生计方式响应及各维度的响应强度排序不一致;③城乡二元体制的演变与新型城镇化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动态地规制与诱导农户,使其生计响应与国家阶段性战略目标相适应。地形平缓、距离县城较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区域性中心城市郊区休闲驱动型城镇化对应于更广维度和更高强度的农户生计响应。收入来源以经商、务工为主,家庭成员中有小孩或老人,有较高教育程度家庭成员以及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其生计响应的维度更广且强度更高。

深度贫困生成逻辑与贫困陷阱跨越路径——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的启示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深度贫困问题重要论述,基于"人业地"综合贫困分析范式,阐释深度贫困与贫困陷阱的生成逻辑,进而提出贫困陷阱跨越的路径。研究认为:深度贫困是"人"的贫困转化及群体间互移、"业"的封闭与锁定、"地"的弱势累积以及"人业地"互构耦合的结果;深度贫困再生累积导致主体性、经济性和空间性贫困陷阱形成,三种陷阱叠加强化则最终形成"低水平生存性均衡"贫困陷阱。要攻克深度贫困、跨越贫困陷阱需要实施"超常之力"干预,即采取权能强化、市场重构、空间优化等强力干预措施及相互配合的综合性治理手段。

探究数字经济时代的企业财务管理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企业面临着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机。在这样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大背景下,我国企业中以往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够满足现代企业对财务管理的需要。在目前的阶段,我国已经有大量企业中的财务管理工作通过互联网技术与信息技术实现数字化与智能化方向的积极转型。在以往传统的企业财务管理工作中,财务部门的管理模式相对分散,且在财务信息的传输上有着一定程度的滞后,这在一定程度上给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阻碍力量。

财务共享体系促进企业财务管理提升策略

现代化背景下科学技术得以迅速发展,在各行业、领域掀起了一场技术革命,让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在复杂的市场下,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必须重视自身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尽快构建完善的财务共享体系是必然的一个趋势。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构成,财务管理水平是直接影响企业发展的一大要素,因此对财务共享体系促进企业财务管理水平提升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