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农业标准化实施 体系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农业标准化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最高日本国内没有系统提出农业标准化概念,农业标准实施分散于农业本农业标准化体系及实施过程,并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全面推进农的国家之一,对中国正在探索中的农业标准化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由于系统的不同部门,本文尝试从农业生产标准和最终农产品标准两个纬度,系统整理日业标准化工作的相关启示。

杭州市水产品消费现状及趋势

本文在分析杭州市水产品消费现状的基础上,针对宏观环境变化对杭州市水产品消费带来的影响,对杭州市水产品消费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

中国地区间经济联系与区域发展驱动力分析

区域间投入产出分析最能精确刻画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彼此关联关系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源泉。依据我国宏观区域间的投入产出资料,对20世纪末各个地区产业增长的驱动力进行了判别。结果表明,经过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不同地区产业发展与增长的动力源泉和市场驱动力发生了巨大变化,沿海地区大部分产业已经形成了以非本地市场为动力的发展格局,60%以上的产业对非本地市场的依存度在50%以上,而内陆广大地区,其产业发展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其本地市场。这种巨大的差异导致了产业发展潜力的差异和地理集中度的变化,导致许多产业向沿海集中。这种态势也预示着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在产业竞争力培育与市场拓展方面面临较大挑战,也是必须给予政策扶持的重点。此外,从国际贸易角度看,沿海地区产业的国际化程度已经达到相对水平,国际市场的变动将直接冲击这一地区产业的发展,或从中获益。

“农改超”与城市居民的农产品购买行为分析

作为一种鲜活农产品零售业态的变革 ,“农改超”在产生初期势必出现诸多问题。但是在“农改超”面对的诸多问题中 ,“农改超”能否符合城市居民的购买行为是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上海市和杭州市 5 5 0位鲜活农产品购买者的问卷调查 ,应用已有的消费者购买决策模型 ,对调查结果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 ,并据此提出了四项管理对策 ,以期为“农改超”在我国城市的顺利推进提供思路。

中国农民需要合作组织吗?——沿海地区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研究

通过LOGIT模型对影响农户加入农民合作组织意向的分析表明 ,兼业农户和离农户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单个农户形成合作组织。有生产经验的农户 ,不愿与别人分享集约种植技术也是阻碍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因素之一。与一般的预期结果不同 ,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农户的意向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当前农民合作组织规模小、实力弱有关 ,农民合作组织对于迫切需要降低市场风险的农户缺乏吸引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农户对参加合作组织的行为选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户以及在商品性集约经营上进行了较大特殊生产投资的农户对加入合作组织有较明显的积极性 ,他们有可能成为合作组织的先锋者。此外 ,主要通过供销社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比自足农户、通过农贸市场销售农产品的农户 ,以及通过运销商贩销售农产品的农户更趋向于接受合作组织。可以考虑让农民合作组织替代供销社的功能。最后 ,农户对农民合作组织的投票权分配、成员组成以及入社和退社的限制等组织结构的认知 ,对于他们的意向显示出显著的正面影响。合理设计农民合作组织的组织结构对于吸引更多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组织至关重要。

农贸市场超市化改造对农产品流通的影响

生鲜超市的发展目标是对原有农贸市场的升级换代。回顾我国鲜活农产品经营业态的演进过程及趋势 ,并对农贸市场超市化改造前后鲜活农产品流通组织方式变化予以比较分析 ,可以发现生鲜超市是我国从事农产品销售的真正主体 ,但它的出现将对我国当前的农产品流通、农产品生产规模、农民的素质和就业等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 ,对顺利推进“农改超”及利用“农改超”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对策研究 ,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

杭州市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

文章从消费者角度出发,探究消费者对于可追溯农产品的认知水平、对质量安全信息的需求及支付意愿。通过研究文章得到以下结论:第一,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关注度和风险感知较高,但对可追溯体系认知度低;第二,消费者对不同的可追溯信息需求程度不同,产品检验合格证书、上市日期、化肥农药残留、生产标准及营养成分方面有较高的信息需求,而对于流通环节和具体生产者、产地等信息需求程度较低;第三,消费者对可追溯苹果的平均支付意愿为1.85元,受消费者个人统计特征、个人主观特征和家庭特征的影响。

乳制品消费影响因素探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的大样本平衡面板数据,从消费者角度解释影响我国居民乳制品消费的因素。本文将乳制品消费决策分为"消费参与"决策和"消费量"决策两个独立的过程,利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分析。研究发现:影响消费者对乳制品消费两个决策的因素不尽相同。对于乳制品"消费参与"决策,消费者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水平、民族、体力活动水平、身体质量指数、居住地是否为城市)、经济因素(收入、是否拥有冰箱)、认知与态度变量(吸烟、知晓膳食指南、膳食知识水平)都有显著影响;而对于乳制品"消费量"决策,只有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居住地是否为城市对其有明显影响。从时间趋势看,整体的乳制品消费参与度在2008年后显著降低,而消费群体的"消费量"决策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发达国家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变化及启示

本文在对农产品流通体系变迁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发达国家现代农产品流通变化的新趋势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由此引出对政府和企业的若干建议。文章主要从流通主体以及主体间关系演变的角度,研究消费主导下农产品通路的变化过程,并特别强调了超市崛起和物流配送技术改进的意义。

世界银行安全保障政策在中国农业贷款项目中的执行分析

世界银行安全保障政策包含一整套旨在消除或尽可能减缓项目或者规划带来的环境与社会负面影响的法律、法规、原则和程序,本文通过分析其在中国农业贷款项目中的执行情况,了解安全保障政策的具体应用,并为中国正在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供参考。

膳食营养知识对畜产品消费的影响

以吉林省某高校的学生为研究对象,以肉类和奶类为畜产品代表,采用有序Logit模型深入分析膳食营养知识对畜产品消费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大学生群体的营养知识水平一般,在总分为55分的营养知识问卷测量中得分平均分为35.618分。大学生对食物消费和人体健康、疾病的关系了解得较为清楚。肉类消费的平均频率为每周2~3次,牛奶的消费频次的平均值为2.016。性别、年级、生活费、城乡等都会影响大学生的畜产品消费。营养知识水平提高会显著增加肉类的消费,而对牛奶的消费没有明显影响。

市场潜能、原材料接近度与日本食品产业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

运用《中国进出企业一览》(2003—2004年版)中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市场潜能和原材料接近度在日本食品产业在华投资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效果。基于Reddingand Venables[1]和Harris[2]测算了我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市场潜能和原材料接近度,通过区位选择模型分析发现,国内市场潜能对日资食品产业投资的进入具有正的效果,但是不如用GDP衡量的"本地市场"变量大。国外市场潜能则具有最大的效果。日本食品产业倾向于投资在原材料接近度高的省份,但效果也不及用农业总产出衡量的"本地原材料"变量。

日本食品产业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分析:基于产业细分特征与投资阶段差异

本文通过细分产业与投资阶段两个维度深入分析了日本食品产业在华投资区位选择的差异与变化。日资食品加工业主要投资在拥有海港、农业产出丰富,而且离日本距离较近的省份,饮料制造业则选择人均GDP高的省份。从1992-1995年投资阶段到1996-2003年投资阶段,工资水平、人均GDP对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显著性增强,而与日本距离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下降。

农产品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的溢价及其协同效应——以绿茶茶叶产品为例

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是推动区域产业集群发展,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文章基于京东平台绿茶茶叶的63659个产品数据,采用特征价格法实证分析了消费者对农产品地理标志、企业品牌以及两者交互影响的溢价支付。研究发现:(1)地理标志、企业品牌等均能为绿茶茶叶带来显著的正向溢价,源自东部地区的地理标志对农产品溢价的正向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2)地理标志的正向溢价有赖于其知名度建设,知名地理标志能够为产品带来显著的正向溢价,而非知名地理标志未能获得显著溢价。(3)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存在显著的协同互补效应,相较于知名地理标志而言,非知名地理标志与企业品牌的协同效应更大,且主要体现在中低价位的产品中。因此,农产品地理标志建设不仅应重视申报注册,更应当重视品牌的推广和维护,而加强与企业品牌的合作是提升地理标志农产品市场价值的有效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