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室做数据新闻:一种反思性参与引领的教学设计

受福柯的“构置”概念启发,本文认为数据新闻可被视为由新闻业的计算探索实践、数据新闻学术与教育话语,以及数据新闻项目、课程和产品等元素间相互作用所组构成的知识/权力综合体。以此为理论框架,面向新闻实践的整体数据化转型,以及数据新闻话语激增的语境,本文提出一种由反思性参与引领的数据新闻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核心理念是以“教室为新闻室”,教室变成一股介于数据新闻实践与批判新闻话语之间的调解力量,其最终目标是在“数据行动者-研究者-教育者”中打造一个适应数字新闻业变革的阐释共同体。

媒介即模型:“人-ChatGPT”共生自主系统的智能涌现

以大型语言模型(LLMs)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在物质技术、内容模态、组织制度与媒介性四个面向上对当前的媒介理论构成了挑战。在海德格尔的“媒介即语言”、曼诺维奇的“媒介即软件”的基础上,大型语言模型之后的媒介理论变革可以进一步通过“媒介即模型”来阐明。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中,“媒介即模型”意味着一切软件都会被接入大模型进行改造。这一观点为媒介理论注入了面向机器学习时代的新解释力。在“媒介即模型”的理论视野下,所有人类行动者都参与到了一个共同信息库的编码之中,并和其他过去的、同时的,或将来的交流行动者共同塑造一个共享的社会信息系统。作为现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知识生产制度之一,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范式也将从内容模态对现实世界的知识表征,转向语言模型对现实世界的计算生成。从更一般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层面来看,“人-模型”之间相互叠加增强的交互方式预示了“人-模型”共生自主系统的崛起,并进一步涌现出群体智能,这是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社会认识论转型的关键。

传播维度下的“媒体现代”——从“社会需要传播”到“传播建构社会”

按照媒体现代的理论预设,媒介传播维度作为调节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维度之一,贯穿于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等其他制度性维度之中,参与了现代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全过程。于是,以观察并论述人类传播实践为旨趣的传播学科的知识生产,似应由此维度展开。然而,在功能主义主导下的知识生产范式中,"社会需要传播"成为传播存在的前提,传播自身的主体性却被压迫与遮蔽,仅仅成为叙述的对象。通过对这一范式的再反思,本文重申应将传播从社会系统的功能性需要中释放出来,转而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互动过程,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来认知传播维度下的现代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这一视角出发,特定的人类传播方式标识了特定时空的社会与文化景观,以及相应的人类思维模式与人类经验,可以说"传播建构社会"。

“技术崇敬”的神话与现实——以理查德·约翰的《网络国家》为中心

在传播技术的历史书写中存在一种“技术崇敬”的传统,这一传统贯穿了从印刷机、蒸汽机主导的机械文明,到电报和电话触发的“电子革命的神话”,直至最近“数字化转型”的主导叙事。这种书写传统缘起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研究”领域的“神话与象征”路径,主张可以通过经典美国作家或知识分子的文本中某些重复出现的技术“神话”来阐明“美国心灵”。这种书写路径在上世纪90年代遭到了新制度主义者的挑战,后者对于用文本解析来代替历史分析持怀疑态度,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事物是如何运作,而不是人们相信什么。他们不再致力于从经典作家或知识分子的观念中去发掘新的“技术崇敬”的神话与想象,而是将注意力转向关心大型传播组织的日常行动,以及行动如何受到内嵌入制度形式的文化规范,或者说其所置身的“游戏规则”或表演“舞台”的约束。理查德·约翰的《网络国家》即是这种从“技术崇敬”转向“组织崇敬”的代表作品。通过一种历史、经验、阐释和批判的方法,约翰关于“美国电信的发明”的书写有助于我们在比较视野下进一步厘清信息与传播技术在现代中国的兴起与变迁中技术与组织、观念与行动、文化与制度之间的多重纠葛。

论数据新闻学两大范式的可通约性

数据新闻编辑室场域中从事技术开发的程序员与擅长讲故事的记者之间往往呈现出职业理念的冲突,其背后实则是数据新闻的"计算主义"和"叙事主义"两种范式的竞争。如将数据新闻视为一项技术或修辞实践,则其两大范式在技术哲学层面则具有可通约性。

从“宜黄事件”看社会冲突性议题的媒体再现

本文旨在探讨在当下由社交媒体的网络化传播与传统媒体的大众传播共同组成的、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中,社会冲突性议题的媒体再现模式。社交媒体与大众媒体在议题再现过程中的互动关系为本文研究的主要对象。基于对个案"宜黄9·10事件"的互联网在线观察,本研究发现,在当前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中,基于Web2.0的社交媒体更多地扮演着冲突性议题首发地的角色,随后议题通过社交媒体溢散到主流建制媒体,经由主流建制媒体的再现获得合法地位,进而引发更多媒体机构的共鸣。同时,在媒体间的互动中,主流建制媒体也对现存的新闻生产常规做出范式修正。

数字传播时代媒介研究实践路径

数字媒介连接的非线性世界为人类传播实践增加了新的可能性,也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些新的不确定性无法经由媒介作为文本或生产结构的旧理论范式所理解与阐明。本文主张以中介化传播实践视角,将数字革命的不确定性转化为日常经验层面的具体问题,即新技术形式为社会交往塑造了怎样的新环境及在多大程度上中介了日常传播实践。同时作为日常传播实践参与者的机构、团体与个人,如何发挥其能动性,如何借由对新技术的观念认知、使用方式、赋予意义,形成特定的制度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