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方志与媒体:清末民国成都知识精英的道教认知与保守主义倾向

清末民国时期,传统“知识分子”范畴扩大为更广泛的“知识精英”概念;道教受到知识界前所未有的猛烈批判,成为阻碍国家和社会现代化的象征。但在掌握话语权的知识精英之外,受地理和信息交流因素影响,成都呈现了独特的保守面貌和截然不同的文化发展路径。不同于主流的批评声音,当地学者对道教更有热情,没有撇清道教以抬高道家哲学地位或过多指责道教是对道家的误读,却坚持区分道教负面现象与其“本旨”,维持传统而非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媒体则由扩大化的知识精英掌控,其激进表象同样掩饰不了保守倾向。本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思想演变的区域差异,变革主流背后顽强的保守倾向;审视道教在近现代的衰荣,以及更长远历史视野中激进与保守各自的作用。

社会人心问题与传统文化的深层回归

本文从人心、社会问题入手,提出以传统文化为对治方法的设想,并指出学习和研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误区,讨论了学习传统文化的方法和关键。希望读者能够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在我国建立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让传统思想的精髓得以彰显,并对促进人心稳定、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

《重阳立教十五论》思考与当代价值

北宋末年,由于金军入侵,南宋不得不偏安于江南地区。这一时期,南北文化交流基本中断,北方在金朝统治下,由于民族的矛盾,社会的动荡,阶级的压迫,对宗教的酝酿和产生,形成了良好的条件。期间形成的数个新教派中,全真道是最为突出的一个。《重阳立教十五论》通常被认为是全真道创始人王喆,对本派教义核心的阐述,包含了全真道立教和发展的基本思想。本文将简要讨论《重阳立教十五论》中一些关键思想,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并谈谈其思想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变革与妥协:民国成都地区的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

清末民国时期,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兴起,许多传统民间信仰常被视为“迷信”“落后”的代表以及社会和国家进步的阻力,受到猛烈批判和抨击。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中,国家和知识精英试图通过批判和改革,颁布相应政策、法规,在媒体中发表观点等方式,达到规范和改良基层社会信仰民俗的目的。各种举措,的确让民间信仰的表现形式和内涵产生了变化,但传统依然显现出深厚的民众基础。受固有观念、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限制,面对许多难以抗拒的天灾人祸,民众往往不会选择用“科学”方式去解决,而仍倾向将其迫切的物质、精神需求诉诸传统民间信仰。在这样的矛盾中,政府不得不时常做出一定让步和妥协以“顺应民意”。部分知识精英也表现出同情和困惑,并开始反思他们曾经的批判言论。种种现象,在民国成都地区城隍信仰和祈雨活动的改良、禁止和复苏交织过程中,都有着较为生动的体现。

民国时期四川省道教会创立始末初探

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为便于战时动员和加强社团控制,国民政府颁布了大量关于人民团体整理和改组的法规和条例,四川各道教会也因之改组。1946年5月,四川省道教会改组成立。改组后的四川省道教会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全国道教总会的理念,注重道教振兴、人才培养、教理研究、教义阐扬。随着女权思想兴起,坤道地位开始受到道教会重视。不过这一过程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如火居道士在道教会的较低地位,地方分会会务停顿或改组受阻,资金运转困难等。我们由此可以了解道教乃至传统宗教,在时代变革中的生存状态和面临的现代化转型挑战。

民国成都《道教联合会简章》研究

尽管民国政府提倡宗教自由,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国内文化精英对传统的批判,以及道教界自身积弊,道教与许多传统文化一样,都受到抨击并且难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道教界有识之士开始筹备建立各类道教会,渐次从中央发展到各省、市、县,实为道教界之革新。民国十九年(1930)成都、华阳两县道教会共同策划和申请成立道教联合会,设立阅经、阅报处,并呈附《道教联合会简章》上报成都市公安局立案。该会以传承和振兴道教、改良社会风气为宗旨,其成立目的和制度制定多延续了全国道教总会成立时的理念。本文着重对简章进行研究,结合民国成都历史、文化背景,探讨筹备道教联合会的原因和目的,分析其制度理念与文化潮流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