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经背景下数字经济的量化分析教材建设理念与实践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了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数据呈现井喷式的指数增长。文本数据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其表现形式多样、数据结构复杂,为文本分析带来巨大的挑战。新时代技术变革、社会需求和国家战略的变化,助推近些年经济、金融等相关领域研究中研究方法的迭代升级,越来越多的研究使用到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这对新财经背景下的教材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该文聚焦数字经济的量化分析方法,以《数字经济的量化分析方法与应用》教材建设为案例,使用程序语言进行快速、有效、精准的文本分析,具体阐释了新财经背景下量化分析教材建设的设计理念与实践路径,回应了当前阶段经济、金融领域的实证研究对于大数据处理应用的需求。

2012下半年世界经济企稳与中国经济U型回升

2012年的世界政治经济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欧债危机还在阵痛中动荡演变。美国经济复苏的速度也不尽如人意,但文章经过大量的调研数据与分析,认为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明显的恶化。欧洲经济阵痛中调整体现在: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正逐渐改善;整体公共财政状况有所改善;短期经济衰退的风险下降。美国经济也在缓慢企稳主要体现为制造业产能回复且就业回升在即、房地产市场缓慢回温。2012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将呈现U型回升。

中国历史GDP核算及国际比较:文献综述

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各个朝代之间的演变趋势又是如何?还原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轨迹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础,因此,重构中国古代详实的经济数据,描绘中国历史长时段经济演变图像对于推动经济学领域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Historical National Accounting)估计GDP及经济结构,是当前国际经济史学界一个较为前沿的研究领域。其中,麦迪逊的研究影响最为广泛,但其估算方法和结果都存在一定问题,这引发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一些学者开始对此进行探讨,他们采用历史国民收入核算中的生产法,重构了中国北宋、明和清三个朝代的人均GDP及经济结构数据,对Maddison较为粗略的估算进行了补充和改进。研究结果有如下三点发现:其一,中国GDP年增长率北宋、明代和清代分别为0.88%、0.25%和0.36%,人均GDP在经历了北宋和明代较高水平的波动之后,清代进入了下降的轨迹;其二,北宋时中国的生活水平领先于世界,但是在1300年之前已经落后于意大利。虽然中国的部分富裕地区仍与欧洲的经济发达地区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但是在1750年之前,中国作为整体与欧洲的差距越来越大,"大分流"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已经发生了;其三,最新研究成果的估算数据发现,Maddison的研究成果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综述历史国民收入核算的最新文献,重点在各国学者将国民收入核算的一般原则与本国历史数据结合估计历史GDP的具体方法、估计结果与此前Maddison估计的差异,并基于历史GDP数据追溯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及阐释东西方经济分流的原因。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前瞻

当前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中国应当继续夯实成果,制定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激发中国经济的内在活力,释放中长期增长潜力。针对高收入人群和中等收入人群,我们应当看到他们在医疗、教育、汽车、住房等诸多领域有着大量需求尚未被满足,而这些需求不同于一般产品,是复杂需求,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释放出这些人在小康社会中向往美好生活的各类需求,需要更加积极地培育市场,加快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程度。针对低收入人群,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应该用三个五年规划,再帮助4亿人口从较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人群,打赢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攻坚战。我们预测这一计划将能每年至少拉动0.7~0.7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长期动力。

2019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其未来展望

2019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呈现如下态势:消费增速持续回落,汽车消费大幅下降;固定资产投资中民间投资与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明显;新增就业超额完成任务,失业率控制在目标区间内;在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方面,外部冲击直接影响可控,但外资波动风险值得警惕;房地产投资数据上表现虚高,但实际投资也出现了下滑;股票市场尽管总体上升,但中间出现了较大的波动。中国经济虽然短期内遇到下行压力,但仍充满潜力。建议国家出台一批实质性的政策措施,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热潮,提振信心、增加活力。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最大的增长点是中等收入人群的扩大。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利用15年时间让目前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数量翻倍,这将是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中国贸易盈余与外汇储备的长期考察:1636-20181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更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由于在贸易中较好地符合了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很长时间里经常账户处于盈余状态,由此积累了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本文在更长远的历史视角下考察中国的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首先,查找和计算1636年以来的进出口,相对应的白银流入和流出,以及重要年份的白银存量数据。其次,基于同一年份的货币购买力,将历史上的贸易和白银存量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贸易和外汇储备进行比较。最后,计算人均进出口额和贸易盈余或者赤字,并进行长时段比较。研究发现:1636年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新中国成立初期贸易额稍有下降,改革开放后贸易额大幅度增加,加入WTO后增速更快。以1990年美元计值,明代贸易带来的白银净流入高于清代,也高于民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前,但显著低于改革开放后和加入WTO后的外汇储备。新中国成立前,人均贸易额不断增加,1948—1978年间人均贸易额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后,人均贸易额进一步增加。本文的发现有助于从长期视角考察改革开放后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得到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难题:基于大语言模型的新方法与新发现

社会各界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存在严重分歧。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现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测度存在问题:一是测度对象不够统一明确,二是测度方法不够科学准确。这导致很多研究结论不可比较、难以复制和相互冲突。为了更好地处理上述难题,本文运用机器学习和大语言模型构造一套新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本文首先对2006—2020年上市公司年报中的句子进行人工打标签,然后用标记结果训练和微调包括大语言模型在内的多个机器学习模型,选择其中分类效果最好的ERNIE模型作为句子分类模型来预测全部文本中句子的标签,最终构造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数据交叉验证均表明,本文构建的指标相对已有方法更准确。在此基础上,本文实证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高财务绩效,其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和物联网均有明显作用,但区块链并没有明显的作用;第二,只有在财务绩效较差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才能够显著提高财务绩效;第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财务绩效的主要渠道包括改善效率和降低成本。本文研究对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和前景分析

本文主要分析"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前景。根据国际比较和历史经验,我们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实现跨越发展的三大条件:稳定而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较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对发达经济体开放,进而中国在未来10-15年仍将具备7%或以上中高速增长的潜力。释放潜力需做好三个方面:第一,充分发挥大国经济发展优势,中国经济的地区收敛效应在"十三五"期间能够带来年均1%的GDP增长潜力。第二,通过改革充分发掘我们定义的有效劳动供给以延长人口红利期,有效劳动供给的增长将在"十三五"期间带来年均0.3%-0.7%的GDP增长潜力。第三,合理应对TPP等国际经济金融新格局的挑战。从"十三五"前期经济增长前景来看,在消费回升和投资企稳带动下,中国经济有望在2016年上半年触底企稳并缓慢回升。

碳中和背景下ESG投资者行为及相关研究前沿:综述与扩展

本文提出一个基于行为主体的自律性和社群性特质来理解为什么投资者奉行ESG理念的新框架。本文认为,把投资者奉行ESG理念理解为一种社会偏好或亲社会行为的流行观点,无法理解ESG理念这一社会目标是如何生成的,也无法体现ESG的重要性,而且其具体的分析对象特征与ESG并不相符。针对社会偏好框架的局限性,本文提出投资者自身具有自律性和社群性的特质,决定了投资者经过自主反思,发现ESG是自身归属之所在,是自身的构成性目的,也是整个投资者群体的共同目的,从而奉行ESG理念。其中,自律性是指投资者具有自主反思、自主发现的特质;社群性是指投资者的自主理解包含着比单纯的个体更广泛的主体。本文基于2015—2020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组织(PRI)数据,给出了投资者自律性和社群性的度量,实证研究了投资者自律性和社群性属性对投资机构ESG水平的影响。实证发现,投资者的自律性和社群性对ESG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本文的政策意义在于,构建了一个辨识投资者的创新性框架,有助于深入理解投资者,从而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公正转型及碳达峰碳中和的进程中,政策的制定和市场规范的设置,需要更进一步激发投资者的固有特质,发挥投资者积极参与的激情和创造性,有效治理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及公正转型提出的问题。

数字经济规模核算的框架、方法与特点

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当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带来了深刻变革与挑战。为了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及其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贡献程度,文章尝试构建符合数字经济发展特征的核算体系。首先,文章以数字技术和数字化信息这两个关键要素的生产和应用为出发点,基于数字经济包容性增长的特征对数字经济进行定义;其次,重点界定数字经济产业核算范围,并结合现有分类标准识别数字经济产业活动,详细讨论了各个产业的核算方法,并利用现有数据进行了初步核算;最后,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特征,文章对数字经济核算的后续研究进行了展望,认为统计部门需要进一步完善现有统计分类体系,充分挖掘利用数字平台数据,展开数字经济专项调查,为数字经济核算奠定良好基础。

客观相对收入与主观经济地位:基于集体主义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集体主义文化的视角研究了人们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回归结果显示,人们在其所在区县的客观相对收入水平对其主观经济地位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即客观相对收入水平越高,则主观经济地位越高。进一步地,本文在“集体主义”变量构建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集体主义”背景下客观相对收入对主观经济地位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在集体主义文化氛围更加浓厚的地区,人们的客观相对收入对其主观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涵义在于,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重视相对收入的分化和主观经济地位感知,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经济行为,更影响人们的幸福获得,政府在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地区文化差异的重要作用。

社会资本的决定因素:基于主观经济地位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2、2013和2015四个年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以居民是否参加居委会或村委会选举投票来度量社会资本水平,系统分析了个人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社会资本水平具有明显的消极影响:人们的主观经济地位越低,其参加投票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个人主观经济地位是通过影响其公共参与信心以及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其投票行为的,这种影响会因当地的法律知识水平和互联网使用整体状况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在法律知识水平更高、互联网使用频率更高的地区,人们较低的主观经济地位对其参加选举投票的阻碍作用越小。本文的实证发现对于提升我国居民的社会资本水平有着重要的政策涵义。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公元1000—2017年)——对麦迪逊估算的修正

一个文明在世界上影响力的重要测度是其经济活动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而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影响力以及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对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进行长时段研究。已有研究大多引用麦迪逊估算,其准确性值得商榷。本文应用国际学术界前沿的历史国民收入核算方法得到的最新世界各国GDP数据,结合中国原始历史记载,大幅校准了基于麦迪逊人均GDP猜估值得到的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重新认识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相对地位的演变。研究发现:第一,公元1000—1978年,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先升后降,峰值为1600年的34.6%,而不是麦迪逊估算的1600年和1820年两次高峰,1600年34.6%的峰值高于麦迪逊32.9%的最高峰估计。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中国GDP在世界总GDP中的比重断崖式下降,1952年和1978年分别仅占5.2%和4.9%。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迅速恢复,2017年达到18.2%。第三,以人均GDP衡量,中国从18世纪上半期开始,生活水平开始落后于主要欧洲国家,中西大分流已经出现,而非加州学派认为的工业革命后。本文研究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开启的是自公元1600以来中国经济的首次历史性复兴。

基于经济观念视角的文化与经济研究——第三届文化与经济论坛综述

经济观念是用经济关键词所表达的思想，是人们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看法。尽管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文化特征，但针对“经济观念”内涵及其发展变迁的研究较为有限。经济观念作为文化思想的核心，不但能够形成个体对特定环境下其他人如何行动的预期，更本能地引导着个体在复杂的环境中做出决策，对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都发挥着非常重大且深远的作用，而经济观念本身的形成与演进也受到经济发展的显著影响。目前，基于经济观念视角的文化与经济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研究领域。

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居民创业行为:来自中国的经验发现

本文利用2010、2012、2014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中国人的创业行为。研究显示,人们的创业行为显著降低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但人们的创业行为会显著提升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和整体幸福感。深入分析如何缓解创业对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结果表明,主观经济地位越高、对未来的预期越乐观或者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助于减轻创业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负面影响。本文结论不仅从幸福经济学的视角解释了人们的创业选择,而且为提升创业者生活满意度和鼓励创业的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支撑。

北宋财政状况与朝廷军事战争成败关系的研究(980—1125)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承担了国际比较项目中的中国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至北宋宜和七年（980-1125）、明代（1402-1626）和清代（1685-1840）的历史GDP（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研究工作。本论文是该项目的一部分。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货币结构体系与金融发展的历史透视——第18届世界经济史大会“中国货币金融史”专场讨论侧记

2018年7月29日至8月3日,第十八届世界经济史大会(国际经济史学会发起三年一届)在美国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召开。此次大会由国际经济史协会主办、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等承办,来自全球1000多名学者出席该会,除了开幕及闭幕2次全体大会学术报告(plenary session)外,在5天的会议中,按照讨论的专题共设203个并行举行的会议专场(parallel session),主题涵盖十分广泛。

投资者亲社会偏好与风险投资

本文使用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分析了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亲社会偏好会促使家庭进行风险投资。在考虑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这一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地,分组回归后发现,在非农户口群体、使用互联网群体和偏好风险群体中,户主的亲社会偏好对其家庭风险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制定涉及家庭金融投资的相关政策时应充分考虑亲社会偏好对政策效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