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效率与城市规模研究——基于非参数与半参数的实证

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2000年和2010年中国209个地级市市辖区的城市效率,用非参数方法估计了我国城市效率在不同规模城市间的分布,并实证了城市效率变化的机制。研究发现：2000～2010年我国城市最优规模从350万人增加至717万人,增长104.86%,而城市规模均值仅增长50.47%,城市集聚不足的情况加剧,城市效率整体下降;城市效率变化和城市规模呈U型曲线关系,处于544万左右的城市效率降低最快,改善基础设施有利于提高城市效率;半参数估计表明计量设定和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大学生情绪调节的认知策略、外显自尊、人格特质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在社交焦虑中高、低分组间的性格、自尊、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选择的差异,以及不同的自尊水平、性格和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对社交焦虑的预测作用。方法 540名大学生,完成自我意识量表-社交焦虑分量表、艾森克个性问卷、自尊量表及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结果被试社交焦虑得分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在性格的内外向、稳定程度及部分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因子上存在显著差异。高、低社交焦虑组大学生在自尊、性格特征两维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上,自我责难、沉思、重新关注计划、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灾难化、责怪他人等策略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相关分析发现,大学生的社交焦虑与自尊、人格特征内外向维度呈显著的负相关(r=-0.34、-0.46,P<0.001),而与性格特征情绪稳定性维度呈显著的正相关(r=0.38,P<0.001)。多元回归分析显示,内外向、情绪稳定性、自我责难策略及重新关注计划策略进入方程的预测变量中。结论不同性别的社交焦虑表现并无明显差异,而高社交焦虑人群表现出内向不稳定的性格特征且低自尊,倾向于选择理性分析的积极策略,沉思、自我责难、灾难化及责怪他人的消极策略。内向不稳定的性格特征、对自我责难和重新关注计划的认知性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倾向,可以显著增加社交焦虑发生的可能性。

城市规模、产业关联与共同集聚——基于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关联和空间互动两个维度

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时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关联出现新的变化。关联性增强促进两者在区位上倾向共同集聚。而在城市体系上,关联性不同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倾向在不同规模的城市共同集聚,从而带来制造业在空间中的再配置。通过计算E-G共同集聚指数,并用2003-2007年中国城市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产业层面上,我国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倾向于共同集聚,并且共同集聚水平随着产业关联度增加而提高;从空间层面上看,产业关联和空间互动促使制造业在城市间再配置;在集聚经济和拥挤成本共同作用下,关联性高的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倾向共同集聚于大城市,并挤出关联性低的制造业,从而导致不同制造业在大小城市的空间再配置。

中国制造业的环境技术效率研究

本文根据2001-2008年28个制造业的工业产出、资源投入和二氧化硫排放数据,在对环境技术函数和环境方向性距离函数进行改进的基础上,计算各行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及其发展趋势,并对影响产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的环境技术效率总体水平较低,但是大多数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都呈上升趋势;在影响产业的环境技术效率因素中,科技投资加强、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促进了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中小企业比大企业更易改善环境技术效率;外商投资可能带来产业"污染天堂";环境规制没有达到提高环境技术效率的目的。

基于CCAPM框架的财富不平等与房价关系研究

运用含有房屋的CCAPM模型,在同时考虑房屋的消费属性与投资属性基础上分析了财富(或收入)分配对房价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解释了我国房价高企的根源.结论表明,我国房价高企是财富分配不均所致,财富不均等程度加剧致使房屋从消费属性向投资属性转变进而推高了房价.文章也分析了财富分配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财富分配不均等程度加剧使得贫穷阶层的房屋消费比重下降而富裕阶层的投资性购房比重增加,进而拉高房价.文章最后指出,要调控我国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必须从财富(或收入)分配入手,明晰产权.

大豆GmGST7基因耐酸铝功能研究

【目的】耐酸铝基因GsMYB7过表达转化大豆品种‘华春6号’后,从转基因株系的表达谱中获得目标基因GmGST7,该基因受酸铝胁迫诱导上调,且位于GsMYB7基因下游,进一步分析其耐酸铝功能,以期提高大豆酸铝耐受能力。【方法】采用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GmGST7基因的碱基序列、蛋白结构域和构建系统进化树。通过烟草叶片瞬时转化法完成亚细胞定位。通过RT-qPCR分析该基因组织表达特异性。设计0、25、50、75和100μmol/L 5个AlCl_(3)浓度梯度,研究GmGST7对酸铝胁迫的响应。在50μmol/L AlCl3处理下,设计0、4、8、12、16、24、36、48和72 h共9个时间梯度,对GmGST7的表达模式进行分析。过表达GmGST7基因遗传转化拟南芥,鉴定阳性植株,并对转基因株系进行耐酸铝表型验证、氧化水平测定、耐酸铝标志基因及下游基因的表达分析。【结果】GmGST7基因位于大豆第7号染色体,序列全长为1128 bp。该基因含有2个外显子和1个内含子,2个外显子分别编码GST高度保守的N端和不保守的C端;GmGST7基因编码226个氨基酸,编码的蛋白为大豆GST蛋白的tau类家族成员,定位于细胞质和细胞核中;GmGST7基因在大豆根、茎、叶、花和幼荚中均有表达,且在根中的表达量最高;GmGST7基因在50μmol/L AlCl3处理24 h时表达最高;AlCl3处理后,野生型拟南芥相对根伸长显著低于转基因株系的,野生型拟南芥氧化水平高于转基因株系的,耐酸铝标志基因和下游基因的表达量在转基因株系中较高。【结论】GmGST7基因属于大豆GST tau类家族成员,在细胞核和细胞质中行使功能,呈组成型表达模式,且在大豆根中表达最高,对酸铝胁迫响应显著;GmGST7过表达通过激活酸铝胁迫标志基因及其下游基因的表达提高拟南芥的酸铝耐受能力。

从运动到常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转型及其内在机理——以A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为例

为实现生态环境的良序善治,地方政府始终把环保督察中的整改工作作为强化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探讨环保督察中地方政府由运动式治理向以常规科层制为基础的制度化整改与长效治理的转型及其内在机理,可以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提炼出情境、动力、路径三大要素,从而构建一个理论和实践相契合的分析框架。以A市环保督察整改工作为观察案例,其环境治理过程是以情境压力为依据,以政治与经济利益为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制度激发、制度转换、制度撤销等方式驱动制度变迁,最终完成对地方科层组织的再造。研究发现,科层结构是解释地方整改机制变迁的关键变量。由常规治理失效引出的运动式治理替代,到常规治理优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事实上潜藏的是从“科层突破”到“科层再造”的逻辑理路。

社会治理行动主体:存在方式及关系结构

行动者(行动主体)构成了社会治理的第一要素。在行动者的选择上,虽然治理精英的存在且能量强大是不争的事实,但平民的广泛参与才是社会治理多元主体选择的理想目标模式。主体确定后需要进一步考察的是其在治理过程中的存在方式或行动表现形式,即是个体行动还是集体行动#社会治理行动内在地需要集体行动,但集体行动必然面临“一致行动的困境”;破除这一困境,需要构建一种稳定而富有弹性的合作治理的关系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不仅与多元主体选择和集体行动形式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而且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高度契合。因此,合作治理结构应当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路径选择。

“渔肽肥皇”生物有机肥在海水稻上的应用效果

为了探明“渔肽肥皇”生物有机肥对海水稻幼苗生长的影响,以“海红12”为供试材料,分别通过叶面喷施和根系浸泡后对水稻苗高、根长性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用“渔肽肥皇”叶面喷施和根系浸泡均可以极显著地促进海水稻幼苗的生长,使水稻幼苗的苗高、根长增加;其中,将“渔肽肥皇”原液稀释800~1300倍进行叶面喷施、稀释300~800倍进行根系浸泡均可以达到最优的处理效果,海水稻的苗高、根长性状表现最优。

环境规制、技术距离与异质性企业研发选择

文章从技术异质性角度,指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异质性企业有不同的研发选择。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以摆脱环境规制成本。这两种效应在不同技术企业中的差异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截然不同的研发选择。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推导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不同技术企业的研发选择。发现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摆脱规制效应超过利润削弱效应,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起主导作用,环境规制力度增加反而阻碍企业研发。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以上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水平,这不仅体现在集约边际企业的研发投入上,也体现在广延边际企业是否研发的选择上。集约边际上,环境规制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但这种作用随着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而递减,最终逆转为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广延边际上,环境规制使低生产率企业相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研发的概率更低,而退出研发的概率却更高。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分工演变与城市生产率--从产业分工走向功能分工

不同城市之间进行有效分工是发挥城市比较优势、提升城市生产率的关键。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研究对象,将重庆和成都作为中心城市,其他周边城市作为外围城市,测算2003—2017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功能分工,并实证两种分工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同为中心城市的成都和重庆与外围城市之间分工呈不同演变趋势,成都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和功能分工都逐步上升;而重庆与外围城市之间的产业和功能分工变化很小,甚至略有下降。进一步实证分工与城市生产率的关系,发现功能分工有助于城市生产率提升,而产业分工对城市生产率并无显著影响。这意味着加快重庆融入经济圈,让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由产业分工走向功能分工,有助于城市生产率提升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在选定区域移动光标的快捷键

在Excel中有一些快捷键能帮助我们在选定区域内移动光标，提高处理的效率。

基于内部控制视角浅析网约车平台社会责任缺失问题——以滴滴出行为例

网约车平台作为"互联网+交通"的典型产物,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因其自身社会责任缺失的问题引发声誉溢出效应,制约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如何从企业内部出发建立更具适应性和针对性的内部控制来应对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已然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一个课题。本文以滴滴出行为例,基于其社会责任缺失的现状以内部控制为切入点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大学生自尊、理性分析与社交焦虑的关系

目的探讨大学生自尊与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以及理性分析策略在自尊与社交焦虑中的中介与调节效应。方法采用方便取样方法，在北京某大学540名大学生中进行施测，其中女生376人，男生164人，完成自我意识量表一社交焦虑分量表、自尊量表及认知性情绪调节问卷-理性分析分量表。结果理性分析策略的运用与自尊水平呈显著正相关（r=0．12，P〈0．01），与社交焦虑状况呈显著负相关（r=-0．10，P〈0．05）；自尊水平与社交焦虑呈显著负相关（r=-0．35，P〈0．01）。理性分析策略在自尊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R^2=0．124，P〈0．05）及调节作用（F=30．717，P〈0．01）。结论大学生的自尊水平与其社交焦虑水平显著负相关，理性分析策略在自尊与社交焦虑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并且理性分析策略能够增强自尊对社交焦虑的直接影响。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城市生产率研究

分析我国城市体系下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制,并估计生产性服务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在我国城市体系下,制造业的内生分布使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对生产性服务业有更高的需求。大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改善了结构的不平衡,通过前后向关联提升城市生产率,小城市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却造成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不平衡,资源和要素过度集中于低生产率的服务业,反而降低城市生产率。利用门槛面板模型实证发现规模超过261.2万人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提升城市生产率,而规模低于50.96万人的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反而降低城市生产率。

水电替代火电提高能源环境效率了吗?——基于三峡水电工程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测算了1998-2012年间中国省级层面能源环境效率,然后以三峡水电工程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和分位数估计方法,检验水电替代火电对能源环境效率的影响。测算结果表明,中国省级层面能源环境效率总体不高,但处于逐步上升的趋势。进一步研究发现,水电替代火电提高了水电供电省份的能源环境效率,影响渠道主要是通过减少污染排放,却没能节约能源消耗。并且影响大小和渠道与所处能源环境效率水平相关,效率处于低水平时,通过减排渠道提高能源环境效率;效率处于中间水平时,对能源环境效率无显著影响;效率处于高水平时,通过节能和减排两种渠道提高能源环境效率。本文的实证结论在改变样本期、匹配方法和指标后仍然稳健。

抑郁认知易感者认知策略与情绪调节特征

目的使用抑郁认知易感性理论筛选出抑郁认知易感者，探讨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特征以及其对抑郁的预测机制。方法运用认知方式问卷、学生日常生活和学业应激量表、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和认知情绪调节问卷对600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女生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68．18±7．79）分／（65．45±8．66）分]和应激[（92．93±26．86）分／（83．94±24．87）分]得分显著高于男生。抑郁认知易感者的应激[（98．29±24．39）分／（84．28±28．64）分]、抑郁[（38．89±10．39）分／（27．44±5．58）分]、自责[（13．32±2．12）分／（12．45±2．27）分]、沉思[（13．45±2．97）分／（11．66±2．86）分]、灾难化[（9．52±3．23）分／（7．20±3．20）分]、责难他人[（9．96±2．86）分／（8．71±2．85））分]的消极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显著高于低分组；相关分析显示结果影响力与应激、抑郁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正相关，自我内部归因与抑郁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正相关，自我稳定归因与应激、抑郁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正相关，认知方式总分与应激、抑郁和消极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正相关；回归分析发现灾难化、沉思、积极重新评价和白责四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是预测抑郁的主要变量，模型中预测变量可以解释抑郁总变异量34．2％。结论抑郁认知易感者在认知策略与情绪调节特征与正常大学生相比有显著的差异，可能是其抑郁症患病高风险的心理病理学因素之一。

大学生爱情观、功能失调性态度与爱情质量及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

目的探讨大学生爱情观、功能失调性态度与爱情质量及生活满意度的相关性。方法采用整群分层法，选取北京市某高校大一、大二的学生552名，采用爱情关系量表（RAS）、功能失调性态度问卷（DAS）、爱情观量表（LAs）、生活满意度指数（LSIA）进行测查。结果（1）激情型爱情观大学生的爱情质量最高，游戏型爱情观大学生的爱情质量最低[分别为（27．85±4．624）分，（23．89±4．061）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2）相关分析表明，激情型、朋友型、奉献型、理智型爱情观和生活满意度与爱情质量呈显著正相关，游戏型爱情观和功能失调性态度总分与爱情质量呈显著负相关。（3）回归分析表明，较高水平的激情型、理智型、朋友型爱情观与较低水平的游戏型爱情观和功能失调性态度能显著提高爱情质量。结论爱情观、功能失调性态度能显著预测大学生的爱情质量。

环境规制与国内污染转移——基于“十一五”COD排放控制计划的考察

基于"十一五"期间中央对地方下达的化学需氧量(COD)排放控制计划,构造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用三重差分法估计了环境规制对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计划实施后,要完成更高COD减排目标的省份,COD排放密集型产业产值和就业的相对比重都比其他产业减少更多,即存在环境规制更严格的省份向环境规制更弱省份的污染转移,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均稳健。并且这种转移行为在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中期评估和期末考核年份更明显,这表明地方政府存在为考核达标而突击减排的情况。进一步考察污染转移的方向发现,转移既发生在东中西部大区域之间,也发生在大区域内部不同省份之间,其中大区域之间以东部到中西部的转移为主,区域内部以东部地区内部不同省份之间的转移为主。

政府补贴、资源误置与制造业生产率

政府对部分企业进行补贴,会影响企业的市场进入、退出和规模,导致资源在企业之间的误置,不利于制造业生产率。本文用1998—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面板数据,研究政府补贴的资源误置效应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及微观机制。从生产率的分解上看,我国制造业中存在企业之间的资源误置效应,对制造业生产率具有负面作用。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是导致这种资源误置的重要因素,补贴会改变市场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导致资源在受补贴企业和未补贴企业之间的误置,降低制造业的生产率,并且这种资源误置效应在国有资本比重高的行业中更严重。具体来看,广延边际方面,补贴阻碍了市场进入和市场退出,受补贴企业相对于未补贴企业的市场进入和市场退出概率均较低;集约边际方面,补贴有利于受补贴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并挤出未补贴企业的市场份额。本文的启示在于,政府补贴需要在一般均衡框架下考虑其对企业动态和资源配置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