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英译课程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一、我国多媒体翻译课程教学的现状 影视译制已有百年历史，但影视译制作为一种专业存在，则是近20年来才发生的。随着影视译制事业的发展，国外已有二三十所高校开设影视译制专业的本科、硕士及博士培养课程。这些高校主要集中在有着悠久的译制历史的欧洲地区，如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大学、英国利兹大学、洛翰普顿大学、英国萨里大学、伦敦米德塞斯大学、西班牙巴塞罗那自治大学、意大利帕尔马大学、葡国莱里亚理工大学等。

浅论无声电影的字幕形式与功能

字幕在无声电影中担任重要的角色,在一部无声电影中,少则插入数十条字幕,多则出现百余条字幕。①可以说,字幕就是无声电影的语言,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无声电影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繁荣于二三十年代,其历史长达三十多年。1930年,有声影片在美国诞生,但由于我国电影界技术落后,经济力量薄弱,再加上时局动荡,无声电影并没有立即消失,仍然继续发展,数年后才逐渐被无声电影所替代。

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以电影《天伦》英译为例的考察

早期电影翻译中存在着有趣的东方情调化的翻译倾向与改写。这种翻译倾向主要存在于西方电影公司购买我国电影后进行翻译的文本之中。电影《天伦》的翻译与改写就充满着东方情调化的倾向,好莱坞译者表面上刻意营造东方情调,突出中国文化的异质特征,而从深层上来看,却将翻译的文本进行了改写,使之更加符合目标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心理预期与审美需求。

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雏形:中国无声电影外译模式探析

中国电影外译并非是新兴的事物,而是有着近百年历史的丰富的翻译活动。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便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具有相当规模的外译活动,主要集中在无声电影的字幕翻译上。考察早期中国无声电影外译的主要翻译模式,剖析不同模式中呈现的不同的赞助人、出发动机、历史使命、目标观众和接受效果,可以为今天的影视外译提供了史学参照,对促进中国影视走出去,增强中国影视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有重要借鉴意义。

双重翻译中的改写与杂合现象——以影片《一剪梅》为例的考察

在我国无声电影的制作拍摄中,外国文学作品是中国电影人的创作源泉之一。我国早期的电影人具有非凡的国际视野,很多无声电影在制作时就直接在影片中加入了汉英双语字幕,以便于国际观众的欣赏,并利于输入国际市场。对于改编自外国文学作品的电影来说,就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双重翻译现象。以影片《一剪梅》为例,从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个方面来考察我国早期电影制作中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改写。在电影的对外翻译中,以国际观众为目标群体,译文中既存在对原著的尊重与保留,对目标语语言与文化的贴近,同时也保留了汉语中的语言、文化的差异性,使中英语言文化在杂合中得以融合。

《劳工之爱情》以外:中国早期喜剧电影再思考

1922年,明星影片公司拍摄了《劳工之爱情》和另外三部喜剧短片《滑稽大王游沪记》《大闹怪戏场》《顽童》。要对中国早期喜剧电影进行再思考,不应局限于现存的《劳工之爱情》,而是应该深入研究早期喜剧电影更广泛的互文本以及互媒介结构。由此,对中国早期喜剧电影可提出如下两个观点:第一,中文语境下的“热闹”是指一种特别的感官经验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中国人在动荡的20世纪20年代参与电影喜剧创作的特点;第二,借用中国诗歌传统中的“典故”这一概念,可解释早期中国电影在结构、叙事以及视觉呈现方面大量借鉴好莱坞电影的现象。通过典故的“棱镜”,对好莱坞元素的挪用和再加工可以被理解为早期中国电影增强自身“权威性”的一种方式;这些操作也融合了特定的文化敏感性,使熟悉的主题、象征与意象复杂化。

“连结的翻译史”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碎片化”

在“重写电影史”口号下,近四十余年的中国电影史尤其是早期电影史研究在取得傲人成绩的同时,也一直因研究论题分散琐碎、研究内容就事论事、研究队伍各自为政等现象遭学者诟病。在如火如荼的重写实践中,集中审视“碎片化”问题,深入考察其发生、成因表现,并将“连结的历史观”引入中国电影翻译通史的理论操演与学术实践,重新理解阐发“整体史观”,不仅有助于“碎片化”问题的消解,还对中国电影史研究具有方法论更新的重要意义。

从《霸王别姬》到《一代宗师》——电影译者Linda Jaivin访谈录

Linda Jaivin（中文名：贾佩琳）是一位澳大利亚畅销书作家、汉学家和翻译家。她自幼热爱写作和电影，在美国布朗大学修读亚洲历史专业，继而去台湾学习中文，贾佩琳与中国的缘分就此开始。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贾佩琳初到中国，“香港电影新浪潮”、“台湾新电影”和大陆第五代导演在同一时期崛起，热爱电影的她就此结识了徐克、杨德昌、侯孝贤、罗大佑、侯德健等众多电影人。同时，担任《亚洲周刊》记者的贾佩琳开始在香港电影节担任评委。

中国无声电影英译原因初探

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迄今已经长达一个多世纪,而我国的电影对外翻译也有近百年的历史。早在1927年,由我国电影公司主动进行英文翻译的国产电影就多达97部。早期电影公司大规模翻译国产电影的活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早期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雏形。本文旨在考察早期中国无声电影英译的语境,从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视角将我国早期国产电影翻译放在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探讨其起源与深层原因。

中国影视作品对外译制模式探析——以坦桑尼亚为例

中国影视作品对外译制活动可以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年来,随着中国影视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国家通过"中非影视合作工程"、"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等项目大力推进中国影视作品对外译制传播。除了国家项目之外,民间也进行了中国影视作品的对外译制。中国影视作品对外的译制呈现出官方模式与商业模式两条主要路径。本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对象国坦桑尼亚,深入探讨两种译制模式在译制主体、译制内容、译制受众、传播渠道和传播效果上的不同之处,为中国影视作品对外译制与传播提出意见和建议。

粉丝翻译与中国影视的跨境传播——以Viki视频网站为例

语言障碍一直是影响影视作品跨境传播的重要因素。互联网的发展为影视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在互联网背景下,粉丝翻译成了影视作品跨境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文通过考察Viki网站提供合法平台、利用粉丝翻译影视作品、实现影视作品跨境传播的现象,比较其与我国粉丝翻译的异同,认为应合法合理引导粉丝翻译中国影视作品,使之成为国家赞助和商业驱动的中国影视翻译的有益补充,以更好地推动中国影视作品跨境传播。

我国民族语译制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特征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为了满足少数民族群众的观影需求,我国就尝试将电影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经过六十余年的发展,现已形成了由11个民族语译制中心组成的全国性的数字化的民族语译制系统,每年将800-1000部电影译制成17种少数民族语言(38种方言)。本文对我国民族语译制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按照译制技术的进步,将其分为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1965年)以光学录音译制和放映员的口头解说为特征;第二阶段(1965-2009年)以涂磁录音译制技术为特征;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以全国统一的数字化译制为特征。

“延边经验”: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电影解说员的配音实践(1949—1966)

作为解决少数民族群众在“如何看懂社会主义电影”问题上的关键,以配音为主要解说形式的“延边经验”于20世纪60年代被国家发现,并被冠以典范之名、赋予先进意义。在中央和地方的要求与配合下,“延边经验”又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掀起各少数民族地区电影解说员“向延边学习”的热潮。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电影解说员展开的配音工作,特别是“将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的声音和“学男象男,学女象女”的情感的配合,成功解决少数民族群众观影障碍的同时,也推动新中国电影在疏通民族关系、传播先进文化、构筑民族认同,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国电影翻译通史:内涵、方法与意义

中国电影翻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活动,几乎伴随着中国电影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电影事业发展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对这一话题的探讨尚存在很大的拓展空间。本文以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电影翻译通史”为例,讨论中国电影翻译历史的研究视角、内容、方法和意义,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跨学科研究,需要融会翻译学、电影学、传播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理论知识,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建立起集外国电影汉译史、中国电影外译史、民族语译制史和无障碍电影翻译史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翻译历史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本研究可以为电影翻译的学科发展提供史学基础,拓展翻译史与电影史的研究领域,并为翻译学和电影学的学科建设培育新的增长点。

光影共享:为民族而译,为放映而译——四川省凉山州民族电影译制中心主任蒋明全访谈

凉山州民族电影译制中心系全国11家民语译制中心中唯一的彝语电影译制中心。该中心主任蒋明全自1988年从西南民族学院毕业以来,就一直深耕于彝语电影译制事业,译有《闪电行动》《鸦片战争》等多部优秀彝语译制片。本次对蒋明全主任的访谈围绕着彝语译制电影的历史与现状、农村电影放映情况、传播与接受效果这三个话题展开。蒋明全主任讲述了电影从初入凉山到实现数字化译制的发展历程,阐释了凉山州农村电影公益放映的特点和功能,并对当下彝语译制电影的传播和接受困境进行了剖析。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愿其能为中国民族语电影译制史研究再添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