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全日制用工延长工时权益保障问题

现行劳动法对于非全日制用工的规定极为简略,仅对时间认定标准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但是对于非全日用工延长工时的问题却没有涉及,导致实务中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时只能将非全日制用工的身份认定作为主要争议焦点,而无视非全日制用工的延长工时问题,其效果使得非全日制用工的灵活性得不到体现,阻碍了非全日用工的发展。应明确非全日制用工适用劳动基准法,统一身份认定标准以标准工时为界,劳资双方应明确约定劳动者的基本工时,一旦超过约定工时即认定为延长工时,延长工时受到一定限制,且劳动者具有获得适用"比较性标准"延长工时工资与拒绝延长工时的权利。

诉讼时效届满债权法律效果的几个问题辨析

诉讼时效制度的设立是以牺牲权利人的权利为基础的,故在具体认定部分应一定程度地偏向权利人。《民法总则》第192条从立法层面正式确立的抗辩权发生主义相较之前的胜诉权主义已经显露出保护权利人的立法趋势。义务人同意履行中的"明知"认定应当偏向权利人的利益保护;在义务人默示的意思表示中,不作为的默示应当直接推定为义务人明知,并且具有抛弃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义务人部分同意履行与对债务进行承认的情况,如无相反的意思表示,都应当认定为抛弃时效抗辩权的意思表示。

论我国附加福利税的合理性和制度构建

附加福利基于劳动关系所产生,是雇主给予雇员货币化的工资、薪金和法定福利以外的所有利益,目的在于对雇员进行激励。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我国改革税制时对附加福利的忽视以及监管不力等因素,使得附加福利渐渐成为高收入人群地位和权力的象征,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我国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附加福利税纳税人为雇主,征税范围采取正列举加兜底形式,在税率上采取累进税率,并且对小额的良性附加福利项目进行税收减免。

资讯化时代用人单位劳动监视与劳动者隐私权保护的冲突与平衡

平衡用人单位的管理权与劳动者的隐私权乃劳动法的核心任务之一。针对劳动监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有其正当权利存在。资讯化时代,用人单位能以更低的成本并且更加全面和隐蔽地监控劳动者,保护劳动者隐私权刻不容缓。应当借鉴域外相关经验,引进合理隐私权期待理论和比例原则,规范用人单位的劳动监视行为,认可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一定的私人活动具有容忍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