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情性的宗旨与变风变雅的传统

《毛诗·大序》在其整体抒情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吟咏情性”之说,用来解释变风变雅。《诗经》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变风、变雅之上。虽然历代王朝雅颂继承《诗经》的雅颂传统,诗人们也提倡正风正雅,但是中国古代文人诗史的主流为变风变雅。汉魏晋文人诗是在王道变衰、风衰俗怨的现实背景中发生的,所以虽然汉魏诗以言志为本,但其创作的性质实为变风变雅。东晋至南朝,吟咏情性之说流行,但发展至齐梁的绮靡之风,实是失去了吟咏情性的宗旨。唐代诗学回归《毛诗·大序》的纲领,以别裁风雅正变为基本的诗学思想,唐诗创作的主体在于变风。情性说在宋代与义理相融,上升为一种诗歌本体之论,宋诗的主体,具有变雅的性质。整个中国诗史,王朝政治与诗学正变,有一种循环出现的规律性表现,即王朝初期以雅颂、雅正为主,但此期一代诗风并未形成;其一代诗风的形成,多是在王朝中后期变风、变雅的时期。

先秦“诗言志”说的绵延及其不同层面的含义

本文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诗歌本体论,应当从这一性质来认识其重要意义。文章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成熟、古代政教制度建立、伦理体系的确立三方面来探讨这一诗歌本体论产生的历史条件。论文认为"诗言志"作为一种古老的经典理论,为春秋时代的士大夫赋诗行为所继承,并被诸子论诗所引述与发展。在与其他经典并存的体系中,"志"成为《诗》的经典属性。论文还对由"诗言志"到《周礼·春官》的六种"乐语"、"六诗"、《毛诗大序》的"六义"这一对"言志"方法的展开历史做了探讨,并指出了《乐记》对"诗言志"说的发展。

复变与正变:论刘基的文学性格与造就

元代后期诗风,由学唐之正向复古之变发展,以风雅正变论则属变风流行期。刘基继杨维桢、李孝光等人之后,其诗风也有一个由正趋变的发展过程。刘基文笔两体都具有突出拟古的表现,其《郁离子》从文体上说属拟庄之作。其韵文体如拟楚辞、演连珠体,都显其文体之古的特点。其乐府诗,遍拟汉魏六朝之古题古调,实为刘基诗歌中成就最大的部分。刘基的文学性格近于唐代李白、李贺等人,以拟古之体来抒情言志,所以又具有突出的现实性与个性。《毛诗大序》论诗风,有正变之说,后世文人诗追求雅颂,而实变风变雅为主,刘基的诗歌,相对元明盛世风雅,具有变风的性质。这也是它和明代盛世的复古派的区别所在。

志学散记

《中文自学指导》编辑部约我谈谈治学体会。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并不长,治学道路也正在摸索之中;但我想也不妨借这个机会回顾一下自己的求学经历,或许对象我一样有志于学问的人有些参考价值。

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

文体学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20世纪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文体学研究非常冷寂。近年来文体学研究已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成为新的学术热点,是一个极具研究价值与研究前景的学术领域。我们认为,中国文体学的研究前景首先有赖于对其基本内涵的准确把握,并试图通过这一组专题研讨,引起学术界更多的关注,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

歌谣、乐章、徒诗——论诗歌史的三大分野

歌谣、乐章、徒诗是诗歌史的三大分野,它们具有不同的艺术形态,以及文化和文学方面的不同功能。歌谣在诗歌史方面的意义,在于它是最原始、最自然、最普遍、最永恒的诗歌形式。入乐的乐章歌诗,与歌谣相比,是更高一级的诗歌艺术,具备了固定的文本,修辞艺术也有所发展,但它以音乐为主体,诗歌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诗歌史最高的发展形态是徒诗艺术,当文化气候中个体创作的条件成熟时,徒诗系统就从乐章的母体中孕生出来。歌谣是一种群体的诗歌,乐章的主体部分也是群体的诗歌,它们都具有自然的诗歌艺术的特点。徒诗则是个体的诗歌,是自觉的诗歌艺术,只有在徒诗系统中诗歌艺术才能得到一种近乎无止境的发展,但也因此而带来了异质的因素。歌谣与乐章比徒诗更直观地呈现诗歌艺术的本体,这也是作为高度发展的诗歌形态的徒诗又不断地向歌谣与乐章回归的原因所在。

陶渊明“神辨自然”生命哲学再探讨

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是其生命哲学的表述,包含着丰富的思辨性。陈寅恪、逯钦立两家分别从名教与自然及形神观这两种思想背景中寻求解释,标志现代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高度。唯以往研究,注重形影神三范畴内涵的分析,对组诗小序所示的"神辨自然"四字之真义,未有透彻的分析。其中包含多重思辨层次:首先,陶渊明将传统的形神相对的生命学说结构改造为"形""影""神"三个范畴,在此将魏晋流行的形神说与名教自然说两个思想脉络结合起来,并且将"神"从传统的生理、生命元素的概念,提升到一个包含着主体精神、最高理性内涵的哲学范畴;其次,陶渊明通过对形所代表的旧自然观的辨析,提出《神释》的新自然观,这一新自然观同时是针对东晋门阀名教与自然合一的主流的思想,显示出陶渊明对玄学自然观原旨的继承与发展。

论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

唐诗艺术特征之形成、唐诗之繁荣与其使用的近体、古诗、乐府体三足鼎立的体裁系统存在密切的关系。唐代诗人在运用古近体的体裁系统上,具有后世所没有的优势,这就是“唐诗体裁系统的优势”。它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唐诗的另一种思路。唐诗体裁系统中的诗与歌之关系、古体与近体之关系,是唐诗体裁系统中存在的两大矛盾,同时又因矛盾之张力而成为两大优势。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笔谈

２００１年４月 １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邀请北京部分高 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的古典文学专家，就“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的建构”的课题，围 绕“古典文学对华夏民族性、传统人格形成的影响、“古典文学中表现的社会思潮和时代精神”、 “古典文学中表现的文人心态”、“古典文学对于精神史研究的意义”四个方面进行了讨论，现 将部分学者的发言刊登于此，以飨读者。

论魏晋南北朝乐府体五言的文体演变——兼论其与徒诗五言体之间文体上的分合关系

作为魏晋南北朝诗坛的主要体裁的五言诗,因功能不同形成不同的体制。乐府五言在文体上的历时演变及其与同时的徒诗五言的分合关系值得着重论述。五言出于乐府,在魏晋诗坛上分流为乐府与徒诗两体。乐府体五言在脱离音乐之后,一方面在形式上受到徒诗五言藻饰、对仗等修辞技巧的明显影响,内容上也受到徒诗五言主观抒情、哲理化等作风的影响;但作为乐府体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保持其体裁的特点,与汉乐府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其中内部衍生的题材系统、叙事文体、"结体散文"的形式等因素,表现出与徒诗五言明显不同的文体特点。

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

汉代的乐府艺术是一个以娱乐为基本功能的俗乐艺术系统。从音乐史角度来 看，汉乐府是战国至秦汉雅乐衰微、俗乐逐渐发展的产物。本文尽量联系音乐史的发展规律， 从音乐的娱乐本质着眼来研究从周乐到汉乐的雅俗变化问题。文章主要分三部分：一、周乐完 成体系后俗乐的继续发展造成战国音乐的雅俗冲突；二、雅乐在汉代衰微的音乐本身的原因， 汉代祭祀、典礼之乐的雅俗性质问题，雅乐在汉代的保留情况；三、汉乐府俗乐艺术的构成及 其综合性娱乐艺术的性质。

论齐梁陈隋时期诗坛的古今分流现象

齐梁陈隋时期诗坛上存在着古今两种体制的情况,这种古今体分流是唐代古近体分流的前期形态。诗歌体制上的古今分流现象,晋宋诗歌中已经有所表现,在齐梁诗坛上变得更加突出了,并且有了新的内涵,即齐梁声律俳偶、绮靡咏物之体为今体,而汉魏、晋宋之体为古体。在绮艳体中也存在着古体与近体的问题,其中"古意"一类为古体的核心,其创作的基本宗旨在于拟古,可以说是唐代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等人创作古风体的前驱。

早期诗文集形成问题新探——兼论其与公集、清谈集之关系

集部的形成与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由于文献的缺乏,此问题一直处于模糊认识之中。历来认为别集始于东汉,但对现存文献的研究表明,别集始于魏晋之际,且是从史部中派生出来的。通过对晋宋两代以集名书情况的集中考察,特别是对一些一向被忽略的重要文献信息(如鲍照《松柏篇序》中提到的《傅玄集》)的文献价值的发掘,可让我们窥探到早期别集的传播情况。而对晋宋清谈集、群体唱和的文人宴集与集部形成与流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探讨,则是研究集部成因的新角度。

论陶渊明的寒素性质及其在文学上的体现

陶侃出身于南方土著豪族,在两晋时代以北方高门士族为核心的士族社会中,其家族没有获得正统士族身份。陶渊明本人的真正身份为寒素士人,并且因生活贫困,常以庶民自居,与门阀士族社会有相当隔阂。渊明的立身制行也是典型的寒素士人的特点,其文学创作则突破两晋士族社会贵族文学的趣味,直接继承汉魏以来寒素文学的传统。

东晋南朝时代钱塘江诗路的形成

在魏晋文人诗创作风气中,钱塘江流域属于相对后发的地区。东晋时期士族在该地域的聚居与宦游,使它成为诗歌活动的中心。南朝时期,钱塘江流域诗歌创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谢灵运是钱塘江诗路与瓯江诗路的开创者,其宦游、名山栖逸,开创了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创作传统。其模式被其后的沈约、任昉、丘迟、刘孝绰等人不同程度地复制。这就是南朝时代钱塘江诗路形成的基本事实。在南朝诗风整体绮靡化的时期,钱塘江流域的诗歌延续了清新一脉。

唐代儒家诗论及其基本范畴——兼论儒家诗教观念对唐人诗论与创作的巨大影响

唐代诗歌创作繁荣,诗学理论自具体系,主要是依据儒家诗论一系来发展,其中又分复古与格式两派。在理论上,唐人强调政教,但其立足点则在吟咏性情变风理论上。同时六义、比兴、采诗,也都是唐人儒家诗论的核心,直接对创作发生影响。唐人诗歌思想的明确,实是唐诗艺术成功的先决条件之一。

永嘉四灵诗学的再探讨——兼论其与江西诗派的关系

本文比较系统论述了永嘉四灵诗论的特点,提出"话头"式诗论这一说法,并对四灵自身的重要的诗学概念一一进行分析,重构其诗学体系,指出其在近体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从具体诗学传承关系及诗学思想实际情况出发,对永嘉四灵与江西诗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指出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否定关系,而是一种沿承嬗变的关系。这一说法,为考察南北宋之际诗学流变提出一个新的角度。

《文选》“次文之体”杂议——《文选》在文体学与文学史学上的贡献与局限

《文选》的文体排序即萧统《文选序》所说的"次文之体",是《文选》编纂方面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反映编者的文体思想与文学史观点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围绕《文选》中赋、诗、骚、文几大类的编排次序,分析其"次文之体"的理由,及其在文体学与文学史学的重要贡献与局限。笔者认为,《文选》赋、诗、文的"次文之体"方式,客观地揭示了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主体的文人文学的发展历史,其对文学史学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受雅颂的文学观的影响,编者在骚与赋、诗的次序,以及赋类内部次序的处理上没有完全体现文学史发展的本来脉络,减少了其在文学史学方面的价值。

词与燕乐关系新论

词出燕乐是近现代以来词学研究者的基本认识,近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隋唐燕乐即隋唐时期的宴飨之乐,其主体来自域外的乐曲与新声乐律。词乐之根本在于燕乐系统的五音二十八调,而唐宋相承的坐部伎、教坊乐则为词乐的基本归属。词与声诗同属燕乐背景的产物,词体独立的关键在于新声妙曲的流行及文人依曲拍填词方法的成立。

论《诗经》中的生命观和生命主题

论《诗经》中的生命观和生命主题钱志熙诗三百篇的出现，不仅标志着诗歌艺术由萌芽、滥觞走向成熟的阶段，而且也标志着我国古代生命观念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虽然体现在《诗经》作品中的生命观念和生命意识仍是复杂、多方面，在世俗理性生命观趋于成熟的同时，上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