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意识烛照下的文学史书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钱理群先生访谈

国家玮（以下简称国）：钱教授，您好。您的鲁迅研究在中国鲁迅学史上具有重要的突破意义，在我看来，最简单的概括就是从外到内的转变。正如您自己所说：“我与鲁迅的关系，绝不是学院里的教授与他的研究对象之间的那种冷漠的（人们所谓纯客观的）关系，而是两个永远的思想探索者之间无休止的生命的热烈拥抱、撞击，心灵的自由交流。”最初与鲁迅在精神上的共鸣是如何转化成为您学术研究的动力的？民间经验和学院训练在您的鲁迅研究中究竞构成怎样的关系？

乡土中国与家园重建——钱理群先生访谈录

邵宁宁：您那天说到重建家园的问题,话题好像从汶川地震说起。实际上,这也是我最关心的话题。我自己做文学研究,一个中心话题就是现代文学中的家园问题。对这个问题,以前我常用＂现代化与失乐园＂来表达。因为我发现。

钱理群：一个亟待开发的“生荒地”

我在80年代末，写完《周作人传》后，即将40年代文学研究作为自己的新的学术研究的方向。这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对学术研究的现状与今后发展方向的一个判断：80年代，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思考——《钱理群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结束语

通过对于历史的梳理与总结,大概可以作出这样的论断:中国现代文学以五四为起端,到第三个十年就趋于成熟,1940年代的文学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而此后又经过种种曲折,到1980年代达到第二个高峰。两个高峰之间显然存在内在的关联,并有着共同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文学经验"。在我看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集中体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的中国现代文学,它的第一大特质,就是"开放、包容性"和"独创性"。首先是开放、包容性。这就是1940年代末以沈从文为核心,包括汪曾祺在内的北方作家群所总结的三条"生路",即"打开中外文艺的界限",向东、西方世界开放;"打开新旧文学的壁垒",继承与发展中国自身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打开文艺与哲学及科学的画界",向多学科开放,追求文学、历史与哲学的有机融合。

《我的家庭回忆录》拒绝遗忘和回避 钱理群:出书本身是一种赎罪

"对我而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不是纯粹抽象的学问,而是有一种生命的体验在里面。"钱理群在接受《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时如是说。不久前刚刚出版的《我的家庭回忆录》是《我的精神家园》的续篇,他把这本书称为"私人悼亡书"。书中展现的钱氏家族成员坎坷曲折与探索奋斗的人生经历,也被看作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人生选择和命运的缩影。

期待质疑、突破与超越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论集》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补充思考,除了学术思考,还有对社会和对学科发展的自觉承担,内容包括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时写下的“编后记”,以及书序、书评、会议发言、关于学科发展中的研究视野、方法、心态等。我们这一代学人眼中的“‘现代’命题在中国当下都是‘进行时’,而不是‘过去时’”,期待下一代现代文学研究学人再一次地从80—90年代形成的知识结构和知识观念中‘解放’出来”,应该严肃、认真地讨论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不足,并以此为开端,来寻找自己这一代独立研究之路。

屯堡文化与“全球化提出的新问题”

屯堡文化不只是一个历史文化,更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现实。这一段时间,我这个远离尘世的养老院里的84岁老人,竟然因为这套《屯堡文丛》,获得新的生命活力,整天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现实的思考与未来的展望之中……这里凝聚着“安顺三代人”的心血:从范增如的《安顺屯堡论稿》,到孙兆霞等的《屯堡乡民社会》、朱伟华等的《建构与生成: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再到张定贵的《屯堡地戏与屯堡族群社会:基于仪式视角的研究》,这背后有多少不辞辛劳的田野调查,如痴如醉的思考、探索、争论!

《新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以杂志广告为线索

陈独秀敏锐地抓住了时代新主题,在1913年就提出要办杂志,影响全国思想,表明了他要从"政治革命"转向"思想革命"的意图。《青年杂志》(《新青年》)就是推动这场历史条件已经成熟的思想启蒙运动的选择。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所开创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从庙堂走向民间、社会的开端,并且几乎是唯一的一次影响全局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运动。

农村教育的理念和理想

农村教育在乡村建设中起着支撑作用。重新确立农村教育的定位,价值与目标问题,应该是当下中国农村教育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农村教育的发展必须和农村本土文化的重建与自然环境的保护结合起来,形成良性的相互补充与推动。

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师

这些年,我每次来福建,都有老师请我写几句话,谈谈对语文教师的期待。我先后写了三句话:语文教师应该是"思想者",是"可爱的人",是"杂家"。这次来,又加了一句:应该是"语文学家"。后面两点,"杂家"是讲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

钱理群 高校不能衙门化

01 Q你在北大11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寻找北大》序言中引用鲁迅的话说北大"失精神"。这话怎么理解?钱理群:我在序言里是这么说的:"北大‘失精神’背后更隐含着‘中国失精神’,以及‘我们自己失精神’。这是北大之痛,更是中国之痛,也是我们每一个北大人、中国人之痛。"这就是说,今天需要反省的,不只是北大的问题,也不是和我们自己无关的问题。不过,"中国的问题"

钱理群教授就《鲁迅〈狂人日记〉解读》给黄泽铣先生的信

四川师大李隽昌先生潜心研究鲁迅多年,卓识超群,并以“疏证”教授学子,收到了文本细读的较好效果。其弟子黄泽铣先生有感于目前学术界日益炽盛的空疏学风之弊,深痛其师学术之不张,写出《鲁迅<狂人日记>解读》一文(发表于《成都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3、4期),为之张扬,并以此就教于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钱教授在百忙中热情回函,就文本细读之疏证发表了不少意见。今征得钱教授同意刊载,以期学界关注。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我们要“重读”与“新编”?——关于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对话

2023年4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我们要‘重读’与‘新编’”主题论坛在阿那亚的首届“理想国读者日”活动期间举办。论坛围绕“理想国”出版公司推出的新著——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以作家作品为中心》(九州出版社,2023年版)展开。钱理群、陈平原、许子东、孙郁四位学者就此对谈,话题既涉及新书,更包括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第三代”中国现代文学学人的成就与经验,以及文学教育与文学阅读等。

我对中小学教师的理解与期待

这些年,我每次到福建,都有老师请我写几句话,谈谈对语文教师的期待。我先后写了三句话:语文教师应该是“思想者”,是“可爱的人”,是“杂家”。这次来,又加了一句:应该是“语文学家”。后面两点,“杂家”是讲语文教师的知识结构,“语文学家”讲的是语文教师的专业修养,这里就不多说了。前面两点所涉及的精神品格、人格魅力问题,大概不限于语文教师,因此,可以在这里说一说。

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历史回忆

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从开始参与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到后来推动新语文改革实验,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再到和一线教师中的理想主义者共同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去支持边远地区的农村教育改革事业,最后又倡导家庭教育亲子共读。

我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与学人研究——在“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感谢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策划召开此次“钱理群学术思想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感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授予我“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感谢刚才各位老师对我的学术与教学工作的肯定,以及今天各位老师、同学到场参会。平原、德威因为工作原因不能与会,他们的视频致辞都令我感到温暖。而子平、晓明等老朋友专程从香港地区、上海赶来,这让我十分感动。总之,感谢大家!

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历史回忆

参与中小学语文教育改革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从开始参与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到后来推动新语文改革实验,在中学开设鲁迅作品选修课,再到和一线教师中的理想主义者共同进行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去支持边远地区的农村教育改革事业,最后又侣导家庭教育亲子共读。

我是怎样的钱理群

或许,我可以这样坦然回答“我是谁”。这样的追问,从青少年开始,到了老年临终,才会是一个完整、可信的答案。读英国作家詹姆斯·罗斯-埃文斯《九十岁的一年》,“我已经摆脱了自我,不戴面具地践行生活,即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生活”。看到这句,我眼一亮,心一动,一语道破了老年人生的本质!这也是我的养老学思考和研究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