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心城市发展能级与辐射区域耦合关系研究

提高中心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与辐射带动能力是中国既定的重大战略和政策导向。通过构建指标体系,评价全国35个中心城市的发展能级和辐射区域并进行耦合分析。结果表明,中心城市根据发展能级高低可分为引领型、突出型、潜力型和追赶型四种类型,其辐射区域可分为广域型、区域型、近域型、市域型、特殊型五种类型;基于“能级—区域”耦合关系分析,可以分为双高匹配型、双低匹配型、发展能级滞后型、辐射区域滞后型和辐射区域跳跃型五种类型;“能级—区域”的内在关联存在四种机制:级强适配机制、级差适配机制、级差错位机制、场域跳跃机制,并且提出两者内在关联受中心城市能级、行政级别、特殊区位、区域内中心城市数量等因素影响。

轨道交通对不同区段土地利用影响差异研究——以武汉轨道交通2号线为例

已有文献中有关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侧重于分析轨道交通对土地利用产生何种影响,却忽视了这些影响在不同区段存在差异。以武汉市地铁2号线为例,按照武汉市道路环线范围将地铁2号线分为内环以内、内二环之间、二三环之间、三环以外4个区段,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分析轨道交通对不同区段土地利用影响的差异性。其中,时间尺度的分析从土地利用面积变化、程度变化和变化的空间差异三方面展开;空间尺度的分析从土地利用功能、结构和形态三方面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轨道交通对不同区段的土地利用影响存在差异,表现为对城市外围地区土地利用的影响大于城市中心地区。分析其原因在于轨道交通对城市外围地区区位条件的改善作用明显,吸引商业、住宅等用地的集中导致其土地利用变化较大,而城市中心地区则相反。

乡镇级“规土融合”实现路径与技术创新——基于武汉乡镇总体规划实践的探讨

在我国的规划体系中,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是空间规划的核心,两者同时管理城乡用地,以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分配。两规由于在管理体制、技术方法、审批实施等方面存在矛盾,使得城乡用地管理效率低下。乡镇作为联系城乡的过渡地带,用地矛盾尤为突出。实现乡镇级"规土融合"对于调控城市边缘区用地矛盾、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两规在乡镇级编制实施中的技术性矛盾,包括规划期限与规划范围、用地分类与统计口径、规划用地规模与布局、空间管制分区与要求、规划审批层级与标准5个方面,并从管理体制、规划思路、规划重点和法律依据方面探讨其矛盾产生的根源。进而,基于武汉市乡镇总体规划实践,从技术创新的角度系统总结了乡镇总体规划的技术程式,旨在从相对微观的层面进一步诠释"规土融合"理念的实践操作模式。

应对重大疫情事件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探讨

应对重大疫情事件,需要建立协同、高效、精准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文章基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观察分析,全面梳理国内外推进跨区域联防联控的主要举措和经验,并对国内外在推进联防联控工作方面的差异进行比照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对重大疫情事件的跨区域联防联控的主要思路,旨在为其他同类事件的防控治理提供参照,为提升我国公共卫生防疫及应急管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决策参考和启示。

基于环境承载力的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心所在。推进长江流域城市群建设,对于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意义重大。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五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对其环境承载能力进行评价,采用四象限分析方法探究城市群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的耦合关系,并将城市群划分为三大类别。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属于成熟期–环境超载型,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属于高速发展期–环境超载型,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属于培育期–环境不超载型。进一步从生态空间管控、国土空间格局优化、城市群绿色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提出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发展的战略建议,以期强化环境承载能力在城市群发展中的前置性、基础性、引导性作用,为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支撑。

环国家公园地区生态保护规划研究——以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为例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正式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中人类活动最为频繁的国家公园,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是武夷山国家公园外划定的缓冲区。分析环武夷山国家公园保护发展带的生态资源禀赋与面临关键问题的基础上,构建生态空间保护与管控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流域保护与修复体系、受损生态系统修复体系进行生态保护与修复,通过实施环带地区的差异化分区管控,明确正负面清单引导,进一步加强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保护与管理,与国家公园构成大生态一体化保护系统。

基于居住环境的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面世以后,基于因子生态分析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研究虽取得较多成果,但方法创新还有待推进。本文以常州作为实证研究地区,将人口普查数据与大数据(城市POI数据)相结合,借助网格化处理和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计算方法,从居住内部环境(住房条件)和居住外部环境(设施可达性)两方面综合衡量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进而探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及其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常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空间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与扇形结构叠加的模式,城市生活质量空间结构与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即不同类型居民属性区的生活质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各类居民属性区均有与之重叠度较高的相对应的生活质量区,这种空间关系的揭示对城市规划和管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也从居民社会空间与实体空间互动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空间辩证法进行了诠释。

北京社会空间重构(2000-2010)

基于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空间统计方法探讨了北京社会空间重构的特征。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和空间自相方法探讨北京社会区类型及主因子,继而通过对有关空间分异的各类指标计算及统计分析,揭示北京社会空间分异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2000-2010年,北京产业结构调整及产业空间演化导致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相应变化,城市职业分化及职业空间分异明显,白领人口对新社会区的形成影响显著;(2)一产、二产就业人口和从事生产运输业的人口空间分布更加集中,老年人口、外来人口、维族人口、文盲人口和农业人口这些指标的空间分布与居住人口空间匹配的一致性在变差,折射出包括就业人口的职住分离、外来人口的通勤、留守老人等在内的城市问题更加突出;(3)外来人口分布更加广泛且呈现出向远郊方向推移、蔓延的趋势,知识分子集中分布趋势愈加显著;(4)住房系统复杂程度增加,商品房分布总体上趋于均衡,但经济适用房空间分异增大。从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化机制上看,个体差异、家庭差异和地区差异是构成城市社会空间分异过程的3个层级,其背后是行政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三者的推动,上述力量交互作用,推动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持续演化。

城市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对深圳市的实证研究

基于深圳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将迁移人口按照户籍地划分为市内迁移、省内迁移和省际迁移3种类型。通过计算区位熵分析街道迁移人口比重在全市中的水平,并用空间自相关来识别其空间集聚状况,以揭示迁移人口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而用分异指数刻画迁移人口的分异程度。然后以街道迁移人口比重为因变量,住房因素和就业因素为自变量,采用OLS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来分析和解释迁移人口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迁移人口区位熵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圈层结构分布特征,以南山区和福田区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市内、省内和省外迁移人口;2迁移人口的居住分布存在空间集聚,市内迁移人口集聚分布在行政中心周围,省内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商业中心周围,省外迁移人口集中分布在工业园区较多的关外街道;3省外迁移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居住分异程度最高;4省外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显著地受住房因素的影响,省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则受就业因素的影响,住房和就业因素对市内迁移人口的居住空间分布的影响不显著。

应对重大疫情事件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探讨

It is essential for cross-regional control and treatment of major epidemics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efficient,and precise collective response mechanism.Based on the observation of the COVID-19 epidemic,this paper concludes major measures and experience of cross-regional collective response for epidemic control and treatment,compare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ocalities at home and abroad,and puts forwards major strategies for a cross-regional collective response,hoping to provide policy-making references to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level of public health,epidemic prevention,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