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诗“孤平拗救”说之不成立

诗学家常说"犯孤平是律体诗歌创作的最大禁忌",此说依据不明。查历代诗话,得知"孤平拗救"之始作俑者为清人王士祯,再经后人推演、发挥,终成律体诗创作之永恒定律。然详考唐人律诗,"孤平"、变体实多,救与不救,出自天然。可知"孤平拗救"之说,实为后人向壁虚造的诗学教条,是难以成立的。

七言诗之来源再认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七言诗"而言,还有不少是事而非、悬而未决的争论。关于七言诗的来源,自明代胡应麟以来,"源于楚声楚辞"和"源于委巷歌谣"两说一直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二十五史中歌谣的研究,认为:七言诗脱胎于楚声楚辞无论是句式结构还是文化背景都不可能。七言诗应来源于非楚声楚辞系的歌谣——主要是北方民歌,这些民歌的特点是句子中不带"兮(些)"字。这类非楚声楚辞系的歌谣才是孕育"七言诗"之母。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和民族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只认为 ,“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 ,但对其特殊关系的形成规律尚未作出具体的论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有关语言和民族的理论为指导 ,提出了语言是民族的根本特征的设想 ,并在此基础上 ,对古今中外民族演变史上较为翔实的史料进行剖析 ,客观地揭示了言语和民族之特殊关系形成的主要规律 :民族语言的形成标志着民族的形成 ;民族语言的融合预示着民族的同化 ;民族语言的消亡预示着民族的消亡 ;民族语言的换用是民族消亡的前兆 ;

永明诗病说猜想(上)——揭秘平头、上尾、蜂腰、鹤膝

在中国诗歌理论研究发展史上,有两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其中一个就是"永明声病"。对永明声病的研究,前人已做过一些文章,但自唐以来的一千多年间,历代诗学家多从唐代日僧遍照金刚之说,鲜有新解。本文以唐代律诗、古风的考察结果为依据,再对六朝古体绝句、歌谣等五言句的声律进行对比分析,以期客观地揭示出声律四病的成因及其在五言律句中的分布:"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四病,只犯在同一句诗内部,并非犯在同一联诗的出句与对句中。"平头"病犯在改"平"为"仄";"上尾"病犯在改"仄"为"平";"蜂腰"、"鹤膝"病犯在改"平"为"仄"或改"仄"为"平"。结论是:永明诗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是指律句同一句诗内部的平仄组合严重失衡。

汉语称谓词的性别异化

称谓词是由于人们在亲属和社会诸多关系中用来称呼的词语。汉语社团在历经数千年的沧桑巨变之后 ,积淀了数以万计的称谓词。在这类词语中 ,存在着性别的异化现象。所谓“性别异化” ,是指称谓词适用的称呼对象的性别转移 ,也就是说 :原来称呼的对象只适用于男性 ,后来可转称女性 ;原来称呼的对象只适用于女性 ,后来可转称男性。称谓词的性别异化 ,是汉语中特有的词义变易现象。研究其形成规律 ,有助于我们对汉语词义系统演变的多样性的认识 。

秦简《曰书》中的判断词“是”

关于判断词“是”的产生时代，汉语史学界纷争了几十年，而这种纷争至今还在继续。争论的原因是对传世史料的不同看法，所得结论也就大相径庭。本文将２０年前出土的秦简《日书》中的判断词“是”的使用情况介绍出来，想必会给汉学界同仁一个信而有征的可靠结论──判断词“是”产生于先秦时期。

“铤而走险”考辨

“铤而走险”之“铤” ,晋杜预注为“疾走貌” ,自此以降 ,历代附会其说而不悟。今系联从“廷”得声的谐声字以究其源 ,发现它们均与“疾走”义不相干。“铤”的本义是铜铁矿石 ,引申为铜铁质的坯料 ,再引为铜铁箭头尾部插入箭干中细长而挺直的圆锥体 (似榫头 ) ,因镞铤“入干中不见” ,再引申为“尽”。故知“铤而走险”之“铤”当训为“尽” ,即“山穷水尽”之“尽” ,与成语“走投无路”意思略同 ;其中的“而”是连词 ,相当于“则” 。

“转语”方法论

西汉时期的杨雄,创建并运用"转语"的方法,研究汉语古今字词和共通语与方言字词之间词义上的共通关系。其内容包括"形转"、"音转"和"义转"三大部分。但后来学者因受宋元"古音转注"说的影响,将"转语"的内涵缩小在"音转"的狭窄范围,并且无限夸大"音转"在词义研究中的功能和作用,致使"转语"从科学而步入唯心主义的伪科学陷阱。

释“爯”

对“爯”的构形,以及由构形表现出来的本义,前贤作过很多解读,但都未获得一致的认同。《说文》说“从爪爯省”,表示“并举”的意思。“并举”的为何物?李孝定说“不能確言”。本文通过对甲骨、金文构形的分析,然后结合“稱”在历代文献中的使用特点,以及古今方俗的生活习俗,从中归纳出“爯”的本义是以提鱼这种构形来表示测试物体轻重,是“偁”、“稱”的初文,而“偁”、“稱”的本义、读音均同“爯”,它们是“爯”的后出转形字。

“好逑”本义考

《诗经.周南.关雎》之"好逑",前贤诠释众多,均无公论。本文认为"好逑"当释为"喜欢的女性伴侣"。根据如下。(1)《诗经》时代,"仇"与"雠"是同源关系,而与"逑"既无同源关系,亦不能通用。段玉裁、闻一多等前贤说"逑、仇古多通用"、"逑、仇古通",是没有根据的结论。(2)"逑"是为"求(裘)"的引申义"敛聚"、"女性配偶"等造的区别字,由此"逑"与"求(裘)"构成了同源关系。《关雎》篇中的"逑"专称女性配偶,而不包含男性伴侣。(3)战国以后"仇"的词义外延扩大了,覆盖了所有的伴侣或朋友,不再专称男性伴侣或朋友,故时人引用《诗经》或有将"好逑"引作"好仇"者,由此而形成异文,尽管如此"逑"仍不与"仇"通用,"逑"虽能写作"仇",但"仇"却不能写作"逑"。(4)国人喜欢用"衣服"来比喻妻子、女友。这种习俗来源久远。古人最早就用裘衣来比喻性爱中的女伴、女友,于是"求"和"逑"就具有了称呼女性配偶的词义特征。(5)《关雎》的"好逑"是指男人"喜欢的女性伴侣",这类被喜欢的女性伴侣因久久追求而不易得手,故男人视之为"怨匹"、"冤家",今人或称"欢喜冤家",亦就是《关雎》所谓"好逑"。

释“■”

殷人游牧 ,逐草而居 ,家庭成员或有死亡 ,随地草葬。草葬之俗 ,“不封不树”,既不能防止禽兽对尸体的撕毁 ,又没有死者安葬地的明显标记。故草葬后 ,生者将随身带的牧鞭插在死者身边。高竖的牧鞭风吹飘动 ,既能殴赶威慑禽兽的逼近 ,又能标记死者的安葬地。这种取象牧鞭飘动的文字 ,殷人叫做“”。“”像悬挂于细长的竹木竿上的牧鞭摆动之形 ,其作用是“殴禽”和“标墓”。唐代以后演变为“灵”。

敦煌变文转注字考

作为"六书"之一的"转注",是汉字形体转换的中枢。本文运用"转注"的普通原理,对敦煌变文中转注字的转换形式进行综合考察,旨在揭示汉字形体转换的普遍规律。

《“肃霜”“涤场”说》考辨

“肃霜”“涤场”说 ,自近人王国维释为联绵词后 ,后世学者多附会其说。今重考《诗经》及中国古今民俗 ,知两语均为述宾结构 ,“肃霜”为“少霜” ,“涤场”为“清场” ,并非联绵词。

中国古代诗歌内涵

在远古祖先的心目中,“歌”与“诗”是同一种文学艺术。“诗”是“歌”的内容(文学形象),“歌”是“诗”的表现形式(音乐形象),它们彼此相依、相互融贯,如同语言中词的音和义。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一种歌咏的语言艺术,无“歌”不成“诗”,无“歌”没有“诗”。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诗人”这一称谓至少包括以下内涵:(1)自创并演唱诗歌的人;(2)自创或改编原创作品演唱的人;(3)只创作不演唱的人。而中国古代的诗歌是:以激情为血肉、以语言为建构艺术、以歌咏为表演艺术的一种文学体裁。以真情去激荡语言的美化,以歌声去撞击听众的和鸣,乃是中国古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近体诗“拗救”说之检讨

对近体诗＂拗救＂的讨论,前人多为臆说。本文在调查唐代律诗中的＂拗＂病分布的前提下,结合永明诗病进行甄别考辨,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唐代律诗＂拗＂病的分布状况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联）＂集中出现在五言绝句第一联和五言律诗尾、首两联上;其次是七言绝句第二联和五言律句颔、颈两联上,七言律诗犯＂拗＂病的很少。第二,惯犯＂拗＂病的律句是首（绝句为第一联）、尾（绝句为第二联）两联的出句,单句易犯＂拗＂病,偶句很少犯病。据此推断,＂拗＂病的犯病习惯初始形成于五言绝句,其后再向五言律诗的首、尾两联扩展,然后逐步向颔、颈两联蔓延。其病因都与五言诗病密切相关。二、律诗惯犯＂拗＂病的普遍规律是：第一,惯犯＂拗＂病的对子是首、尾两联。第二,惯犯＂拗＂病的诗句是五言句。第三,惯犯＂拗＂病的字音是第三、第四两个音节。律句所犯＂拗＂病与古体诗是一脉相承的;在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四种拗病中,蜂腰拗、鹤膝拗居律诗犯拗之首,与古体诗多蜂腰、鹤膝句式相吻合。三、律诗初创时虽有禁忌、规避诗病的规定,而唐人作诗并无避忌的意识和习惯,由此证明＂拗救＂理论无实践依据。

释““婁””

关于“ ”字的构形之旨及所表本义，前贤业已作过较多的考证，尽管多穿凿为说，但亦有智者之见。陈仲甫先生认为：“ ”之构形“象编竹立体之器”，本义为女子“戴器”。其说虽欠中肯，然能与“编竹”联想，已得其管键。本文作者寻仲甫先生思路考之，“ ”字的构形之旨及所表本义豁然而明：“ ”从 从 ，从正面看，象两手抓住竹经、牵引竹篾一层一圈地编织竹篓之形，其字形义（本义）是“竹篓”，引申为：（1）物体的孔洞、窟窿→空无→身体虚弱无力→西瓜瓤败体空→稀疏、稀少；（2）次数多→声音多而嘈杂含混或为数众多而位卑的人；（3）拴系→缠绕→牵曳→环抱→人体矮而背佝偻等。

现代汉语名形式偏正复音词的构词表意特征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由单音节名词语素与单音节形容词语素复合而成的名形式偏正结构。比如“火”与“红”“热”“辣”复合成“火红”“火热”“火辣”等。这类语词,是词还是短语(或词组)?因为前辈学者均未论及,所以至今既无称谓也无释语。通过运用“增补”和“换位”两种比较方法对《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此类词语构词和表意特征的考察,说明它们属于“名形式偏正复音词”。

永明诗病说猜想(下)——揭秘大韵、小韵、旁纽、正纽

关于永明诗律八病后四病"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的内涵,本文的基本结论是:1.永明律体的"纽"不是指"声纽",更不是诗病,而是文人诗歌最高最完美的声律艺术。"旁纽"和"正纽"的区别是:"旁纽"是指一句诗内平仄的相"黏"(求同)。具体说来,就是要求"平平平仄仄"或"仄仄仄平平"两种句式中的第三个音节(单音步)必须与前面一个双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仄"黏"仄仄","平"黏"平平";"正纽"则是指下联出句与上联对句的前两个音节(双音步)的平仄相同,即"平平"黏"平平","仄仄"黏"仄仄",如果违背了"旁纽"或"正纽"的平仄组合规则,即冒犯失黏诗病。2.永明律体的"韵"也不是诗病,而是文人律体诗歌押韵的原则及其规范。"大韵"是指律体诗正韵的押韵原则,即只限押平声韵,且同一首诗只能押同一个平声韵,不得出韵;"小韵"是指律体诗起句入韵也只能押与正韵相同的平声韵,不得借韵。

近现代“转语”方法论之推阐

西汉杨雄的"转语"方法论,包括形转、音转和义转三个方面的内容,后被近现代的训诂学家再三加以修正,使其外延缩小到"音转"的狭窄范围。在训诂实践中,他们过分强调"因声求义"的积极作用,致使"转语"方法论误入唯心主义伪科学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