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权保护水平的动态性与企业创新

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效率提供了制度基础。相比已有静态性的分析视角,通过《物权法》改革这条主线,在动态性视角下考察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物权法》实施后,随着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动显著增强,企业的专利数量和质量均显著增加。《物权法》对企业创新行为的促进作用在低市场化进程地区、无政治关联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法与金融"的研究框架内,从产权保护水平的动态性视角,为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物权法的实施进一步发挥了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规范市场经济的民法体系,同时,保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促进了外部融资的增长,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物权法》实施的政策效果。同时,对于产权保护水平如何影响企业财务行为决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董事资本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董事会有效性提高的关键是董事履行其监督和建议职能的能力和效果,而这又依赖于董事能力的高度。本文基于董事能力视角,从董事履行监督和建议职能过程中的个人特征出发,构建董事资本指数,考察其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董事资本与公司信息披露显著正相关,但在董事资本的不同类型中,董事社会资本与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董事人力资本作用不显著;进一步发现,股东对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能力可能存在着不同的需求,对内部董事,股东更需要他们的专业技能;对外部董事,股东更需要他们的社会资本。

关系契约视角下的投资者关系作用机理探讨

随着证券市场的规范化和股权文化的兴起,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投资者关系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处理与投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基于这种关系产生的各种权利、义务的分配和行使的契约,维系未来双方之间的价值,旨在实现双方的利益最大化。本文从关系契约的视角分析了投资者关系作为维系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未来关系价值的契约,其产生的基础和维系双方之间长期合作的机制。投资者关系通过内生于双方的相互需求,在沟通基础上产生信任机制,形成合作关系,实现未来的关系价值,维持和提高上市公司与投资者之间合作关系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构建企业竞争优势。

国企民营化与企业创新效率:促进还是抑制?

文章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从创新效率的视角考察了微观创新主体民营化前后创新行为的变化。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了企业的创新效率,企业的专利数量显著减少,这种影响在缺乏原国有大股东制衡、无系族的上市公司以及外部产权保护较弱的地区更加显著,而且相对于创业型企业,民营化企业的创新效率更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化抑制企业创新效率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关联交易显著增加、投资显著减少,民营化后非国有大股东更多地表现出掏空动机,减少了创新活动,降低了创新效率。文章的研究结论为理解民营化企业的效率提供了新视角,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新兴转轨经济体的民营化行为,而且对于监管层如何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创业投资的传染效应研究——基于财务重述的分析视角

本文以我国资本市场有创业投资机构支持的IPO公司财务报告重述为研究对象,以事件研究的方式考察创业投资的声誉传染效应。研究发现,当有创业投资机构支持的IPO公司宣布进行财务报告重述时,这些创业投资机构所投资的其它IPO公司的超额股票回报为负。进一步研究发现,有政府背景支持的创业投资机构所投资的IPO公司和创业投资机构派出董事席位的IPO公司更容易受到这种负面传染效应的影响,而创业投资机构的声誉会减弱这种负面传染效应。我们进一步发现,其可能的影响机制是,由于创业投资肩负着快速退出和获取高额回报的双重任务,他们可能会因自身承受的压力,降低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水平,导致这类企业更容易发生盈余管理。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规范创业投资的治理效应,充分发挥创业投资的积极作用提供了理论基础。

创业投资机构的退出方式与时机选择——基于政府支持的分析视角

本文以我国创业机构的投资和退出事件作为研究样本,从是否成功退出、退出方式、退出速度三个维度考察政府支持对创业投资机构退出环节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较政府控股的创业投资机构,非政府控股的创业投资机构成功退出的概率会更高。政府控股的创业投资机构中引入民营股东能够提高创业投资机构成功退出的概率。在成功退出的方式方面,政府控股的创业投资机构相比较非政府控股的创业投资机构更有可能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退出,而国有和民营资本混合入股支持的创业投资机构更有可能通过IPO的方式进行。在退出速度方面,政府控股的创业投资机构降低了退出的概率,放慢了退出的速度。研究结论表明,政府支持的创业投资机构中适当地引入民营资本,实行混合所有制的股权结构能够增加创业投资机构的创业活力。本文的结果表明创业投资机构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有利于自身的成功退出,这为我国创业投资行业的股权改革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

政府质量、投资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事前和事后两个维度考察地方政府质量影响企业投资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机理。本文分别用投资对托宾Q和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来度量投资效率与融资约束,结果显示,政府质量与投资和Q值敏感度正相关,与投资和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相对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的功能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相对中央国有企业,政府质量改善资本配置效率功能在地方国企中更显著。对事后业绩增长的考察表明,在较高的投资与Q敏感度和较低的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地区,投资能显著促进企业业绩的增长。我们进一步分析了地方政府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途径,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提供良好的公共治理,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同时通过扩展企业的融资途径来缓解融资约束。

自主性治理、投资行为与股票收益——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研究视角

投资者关系管理作为上市公司的一项自主性治理机制,通过合理地配置信息权,不仅能够降低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且能够监督上市公司或管理层,解决投资者与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5-2007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通过公司投资行为这一中介变量,投资者关系管理与股票收益显著正相关。上述研究为理解公司治理影响经济后果的实现方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制度效率、家族化途径与家族投资偏好

文章以家族企业投资决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转轨与新兴双重特征下家族控制影响企业投资决策的机理。研究发现,家族控制人的风险规避偏好在投资决策中占主导,家族企业的长期投资规模小于非家族企业,其偏好于实体资本投资而限制高风险的R&D投资活动;家族风险规避偏好的短期投资行为在通过并购重组实现家族控制和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中更为显著;较高的制度效率可以减少家族控制人的风险规避动机,促进企业投资活动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