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背景下对人口转变的再认识——基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

无论是传统人口转变理论,还是“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及相关理论,虽能大致描述和解释过往历史特定时期或某些阶段的人口现象,但在理论解释力与发展进程之间的包容性上存在明显局限。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核心,并且它的转变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影响生育率的因素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下尤其是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相关社会制度变迁下不断发生更替和转换,共同推动着生育率转变。纵观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历史,生育率转变经历了五个阶段:低自然生育力、无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上升、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高生育率阶段,较高自然生育力、低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高生育率阶段,高自然生育力、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较低生育率阶段,自然生育力下降、极高有效生育控制力和低或极低生育率阶段。实际生育率是自然生育力和意愿生育率在有效生育控制力的调节作用下选择与平衡的结果,同时还受到人口容量约束下的节育行为影响。中国目前已经处于极低生育率阶段,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关键在于保护民族生育力,提高个体生育意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空间非均衡及动态演进

研究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以及内部动态分布特征对于制定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1997-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进而采用熵权综合指数法测算出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同时借助Dagum基尼系数和Markov链估计方法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其分布动态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总体差距在样本考察期内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演变趋势。从三大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呈现出上升趋势,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内差距则呈现出下降趋势。地区间差距是造成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空间非均衡的首要原因,并且其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波动上升趋势;地区内差距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变化较小,而超变密度对总体差距的贡献率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演变趋势。2Markov链分析表明,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状态流动性较低。从整体来看,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低水平省份将逐步减少,总体向中等以上水平发展。针对本文实证结果,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建议:首先,加大国家对西部地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引导农业科技人才回归;其次,加强区域间农业现代化发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省区之间的协同效应;最后,因地制宜,充分利用资源禀赋,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

产业结构与城市化:美国的“去工业化”和“再城市化”现象及其启示

美国 2 0世纪产业结构变化的突出现象是“去工业化”和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新兴产业的崛起。伴随产业结构变化 ,人口区域分布也经历了“非都市转折”和“再城市化”的过程。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城市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对我国来说 ,重视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支撑 ,根据区域发展格局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实施不同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尤为重要。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通过劳动力要素供给、增加储蓄、带动公共投资等方面,说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从高效利用劳动力资源、优化劳动力配置制度,以及加大劳动力质量投资等方面说明如何最大化吸收人口红利。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再思考与顶层制度设计

农业现代化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带动下农业生产要素不断重新组合的过程,核心目标是实现农业劳动者与非农劳动者收入的动态相对平衡。中国将农业劳动者比例降低至较低水平实现适度规模经营才能达此目标。为此,应该建立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兼顾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目前,需要的是进行顶层制度设计,打通工业化和城镇化拉动力对农业生产要素重组的传导渠道,重塑土地等农业生产要素重组的微观基础,建立农村人口的退出机制。

基于粮食安全的我国耕地保护对策研究

2007年"粮食海啸"引发粮食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值得我们对粮食安全进行一定的反思。迄今为止,立足于自给的中国粮食供给基本处于安全范围之内,但存在着保障水平较低、结构性矛盾等突出问题。未来中国粮食安全面临人口持续增长和耕地不断减少带来的双重压力,而且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对农地资源的保护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需要确立以"粮食生产能力"指标为核心的农地保护政策,选择"紧凑型"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并积极拓展和利用海外农地资源。

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动力学研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

生态移民工程是近年来移民和生态环境研究方面的热点问题之一,它是在生态脆弱性地区面临"生态"和"贫困"双重短板下,基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而形成的一种由政府主导的系统的保护生态和扶贫的专项工程,着重实现生态脆弱性区域脱贫致富和生态保护,而实现生态移民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通过构建生态移民工程中的生态可持续系统动力学模型,揭示了生境破碎化、生态移民工程和生态福利绩效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和动态反馈机制,并以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为例对移民前后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仿真模拟。对模型进行的结构适合性和行为一致性检验表明,模型真实有效地反映了生态移民工程中生态系统的实际系统结构和功能。最后,通过调整生境破碎度指数、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生态恢复因子和生态发展因子四个政策变量的取值,从而设定了六种模式以进行生态移民生态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模拟。政策模拟的结果显示:政策模式1～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的增加,有助于降低生态移民区域生境破碎指数和提高生态福利绩效;政策模式3～6反映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应侧重于移民迁入地的生态发展投资,适当降低移民迁出地的生态修复投资比例;政策模式5～6说明了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运作效率,影响生态移民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大生态移民环境保护投资力度,调整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生态投资比重对于实现生态移民生态系统重建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提高生态投资运作效率是促进生态移民工程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协调发展的最佳政策模式。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资本构建方向是现代式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式社会资本有利于农民工获得就业信息、生活信息、社会信息等;有利于农民工融入现代城市生活,求得和谐生存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民工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维护农民工利益。因此,在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应以政府政策制度支持为前提,以社会文化环境支持为基础,以组织化为核心,以自身能力和文化素质提高为动力,构建农民工现代式社会资本框架体系,促进农民工市民化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征地安置满意度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从被征地拆迁的农户视角出发,对征地补偿和拆迁安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方法:统计分析法、计量分析法。研究结果:征地拆迁的补偿水平仍然是影响农户满意度的重要因素。此外,居住环境、重建后房屋结构、宅基地安排方式、安置后通往公路的类别是影响安置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工程对非农经营和农业经营的影响、征地比是影响征地满意度的重要因素。研究结论:提高补偿水平;优化安置环境和条件;提高农户参与水平;提供更多非农经营和发展机会等有助于提高农户满意度水平。

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制度、模式与方向

社会保障安置是对失地农民的一种可持续安置方式。我国当前社会保障安置的运行存在着不可持续性、低水平性、一元性、不稳定性等特征。未来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眼:在保障内容上,应从养老保障和生活保障渐进性地扩展到其他方面;在保障资金筹集上,应将土地出让过程中所有可得的收益尽可能回归农民;在保障机制设计上,应充分考虑保障机制的安全性、长效性和渐进性;在保障立法上,应促使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安置从行政规范性文件走向法律层面。

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分析

文章以中国各省份2001—2015年面板数据为基础,从全国和区域层面分析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结构等因素对区域产业升级的影响。从全国层面看,人口老龄化对产业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正向空间外溢效应显著;人力资本存量也能促进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异质性对其是负向影响,当人力资本存量一定时,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大,人力资本水平的增加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变小。从区域层面看,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是负向影响,对中西部地区是正向影响;西部地区初级人力资本的负向外溢效应比较明显,中级人力资本在东部地区会阻碍产业转型,在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对产业发展有正向促进作用,高级人力资本会显著促进各地区产业升级。

中国人口红利评价

人口红利出现并被有效利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及时地掌握人口红利的发展态势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口红利在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省与省之间表现得不平衡,差异显著。中国抚养负担低的比较优势终将消失。2039年,中国将发生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的重要转变。当前,最紧要的是,要及时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趋势,加大教育和健康投资,通过提高人口质量来应对人口红利日益衰微的趋势。

土地征用安置补助费计算的误区及其纠正

研究目的探讨准确体现土地法精神的征地安置补助费计算方法。研究方法案例解剖法。研究结果目前多数项目征地安置补助费的计算上存在三个主要偏差以所谓的“综合价”包含全部土地赔偿费用;按照征用土地数量而非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计算安置补助费;夸大和缩小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量。研究结论提出了准确理解土地法关于安置补助费计算的方式,并给出了计算公式。

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原因与对策

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非农化发展的原因 ,既有体制原因 ,又有内在的经济合理性。要促进农村城镇化加速发展 ,引导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 ,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 ,一是降低它们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 ,二是创造适宜环境 。

人口老化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采用SITC分类方法将出口产品分解成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建立自回归和误差修正模型,利用中国1990-2014年人口结构和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人口老化对出口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和劳动力老龄化在长期会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对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不利,在短期这种影响则并不显著。

农民工“半市民化”与“后市民化”衔接机制研究

我国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是分"半市民化"和"后市民化"两步走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缓慢的原因在于"后市民化"远远滞后于"半市民化"。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在于打开农民工通向"后市民化"的壁垒,即从经济系统、制度系统、文化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自我发展以及信息技术等各个方面构建起二者的衔接机制。

科技开发促进三峡移民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问题与对策

三峡地区紧张的人地关系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科技开发在实现移民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数年来的科技开发工作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示范与推广、科技开发与市场衔接等。本文分析了目前三峡库区科技开发促进移民安置工作存在的十大问题，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工程性移民征地满意度的影响因子分析——以某公路征地拆迁为例

征地拆迁过程中提高受影响人口的满意度是工业化、城镇化以及新农村建设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实证分析表明:征地拆迁的补偿费用水平是决定受影响人口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安置效果以及工程对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经营的影响也是影响满意度评价的重要因素。对房屋拆迁和农地征用给予合理补偿;保护安置地环境和改善安置地条件;为沿线农村创造更多发展致富的机会等有助于提高受影响人口的满意度水平。

移民长期补偿模式及其风险分析

为了研究处于探索中的长期补偿模式的可持续性,旨在实现移民生活的长期稳定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对目前若干项目中采用的5种长期补偿模式(入股分红、年产值分年支付、补偿资金孳息分红、留地开发安置、后期扶持)进行分析比较,发现这些模式虽然对现行补偿模式的不合适之处有所突破,但也存在包括投资决策风险、政策法规风险、经营与管理风险、宏观经济环境风险等7种风险。研究结果表明,长期补偿模式作为一种创新安置模式,从法规政策层面应给予制度上的支撑,从操作层面应对现有各种模式进行完善,这是长期补偿模式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