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碳排放转移的演变特征与结构分解及减排对策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通过耦合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结构分解模型,探讨2002~2010年区域碳排放转移的演变特征、驱动因素及其地理源特征。研究发现:2002~2010年流出和流入河南省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均处于不断增加的趋势,其中流出贸易隐含碳排放主要是受外部最终需求的影响,且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中部和东南部地区,而流入贸易隐含碳排放则主要是受本地最终需求和本地最终产品结构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主要来源于中国的东部、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研究还发现,为减轻贸易对区域碳排放及其减排责任的影响,开展区域合作来共同减排比单个地区独自应对更为有利,但在区域合作中各地区的获益程度可能会有所差别。

中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量初步估算及区域差异

针对能源消费导致的旅游业碳排放进行了初步估算，并在省级尺度上从总排放量、人均游客排放量和单位旅游收入碳排放量三个方面对中国各省（市、区）2001年-2009年的旅游业碳排放开展了研究，同时还利用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析了我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差异的总体特征，以及运用可多层次分解的Theil系数分析了2001年-2009年我国旅游业碳排放时间尺度上的地带内、地带间和省际差异变化状况。研究表明：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旅游业碳排放总量、人均游客碳排放量和单位旅游收入碳排放量均较高，且平均增长率也均为正，因此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面临着更大的减排压力；我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差异的总体特征是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相对差异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就碳排放区域差异来看，我国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总体差异主要是由地带内差异引起的，而地带内差异又主要是来自东部地带的差异，并且东部地带内旅游业碳排放量区域差异很大，对于全国旅游业碳排放总体差异的影响也最为显著，而西部地带次之，中部地带最小。

旅游者中位年龄的几个市场指示意义

年龄是旅游市场细分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社会—人口学变量,不同的年龄结构对细分市场的旅游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在刻画旅游者年龄结构时,无论是在业界实践还是学界研究中,被普遍采用但标准各异的旅游者年龄"上中下"分组模式却不可避免地制约了相关研究成果之间纵向或横向的比较与验证,需要发展一条可以沟通联系的纽带。文章试图将中位年龄作为这种可能的纽带引入我国旅游市场研究领域,基于国家旅游局公开发布的旅游者年龄统计数据,提出了旅游市场类型的中位年龄划分标准,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旅游者中位年龄在指示市场结构类型、市场环境波动和市场发展分化方面的后效价值,以期为旅游市场营销与管理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城市贸易隐含碳排放的计算——以上海市为例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以上海市为例全面了探讨城市地区的贸易隐含碳排放,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贸易对城市产业与最终消费部门碳排放及其减排责任的影响。研究发现:2007年上海市各部门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68.97 Mt CO2,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42.31%;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4.39和25.93 Mt CO2,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7.23%和15.91%。与此同时,2007年上海市最终消费的国内贸易隐含碳总量为13.63 Mt CO2,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8.36%;而其国际贸易隐含碳量的上限值和下限值分别为4.58和0.59 Mt CO2,分别约占当年上海碳排放总量的2.81%和0.36%。此外,上海市的国际与国内贸易隐含碳流入量和流出量等均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而在国内贸易中上海市贸易隐含碳的流入与流出上,流入上海的贸易隐含碳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河北、浙江、湖北、江苏和河南,接受流出上海的贸易隐含碳量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浙江、广东、江苏、河北和安徽。

中国生产控制型产业减排的居民福利和区域影响

基于SAM均衡建模方法,建立面向居民福利研究的中国动态多区域社会公平CGE政策模拟模型,对比分析自然情景、生产控制型减排政策情景和最优增长情景下的区域和居民福利变化。研究发现减排政策存在明显的增长率区域分异,这将破坏在自然增长下存在的区域收敛力,导致中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再度被拉大。面向减排的投资控制政策短期对于居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居民收入保护。由于城镇退休居民和农村劳动居民已经具备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政策和"三农政策"保护收入增长,其总体福利受减排政策的冲击较小,因此缺乏相应政策支持的城镇劳动居民应该是收入保护的优先考虑群体。模拟显示减排政策更有利于代际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考虑到减排带来的绝对收入水平下降,不能过于乐观估计这种差距缩小效应。

长株潭旅游圈的适度规模研究

长株潭旅游圈空间规模的合理界定已经受到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但当前的研究多采用定性分析与主观经验判断的方法,缺乏较为客观的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基于旅游溢出测度的缺口模型并结合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线路,从旅游溢出值、旅游溢出指数、旅游溢出共轭值以及旅游市场供需平衡的角度对长株潭旅游圈的适度规模进行了初步探索,以期为该地区的区域旅游合作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一个适度规模的长株潭旅游圈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核一轴两翼"的双纺锤体嵌套结构,其中"一核"为长株潭三市组成的核心圈层;"一轴"是衡阳-岳阳与核心圈层组成的南北向纺锤体;"两翼"指张家界-湘西构成的西翼与吉安-萍乡构成的东翼,东西两翼与核心圈层共同组成了东西向纺锤体。就空间政策的优先次序而言,在长株潭旅游圈的建设中,应该首先构建以长株潭三市为主体的核心圈层,其次向南北扩张将衡阳与岳阳纳入,接着发展西面的张家界和湘西,最后扩大到省际尺度,向东将江西省的吉安和萍乡纳入。

中国地级行政区旅游市场潜力分析

本文基于威尔逊形式的旅游引力模型,结合GIS技术计算了中国地级行政区的旅游市场域,同时分析了各城市的市场潜力。结果分析表明:(1)城市的一级市场域、二级市场域和三级市场域存在明显的距离衰减效应,而且当前市场域能够覆盖全国范围的并不多,大部分地区的旅游市场潜力并不大。(2)根据全国346个地级行政区的市场域进行系统聚类为四类城市,主要是在旅游资源、交通区位、经济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差异,进而影响到旅游市场潜力的不同。(3)在各省区内的所有地级行政区中,省会城市是旅游市场域最大的省区有19个。

中国可再生能源消费、对外贸易和碳排放的关系

利用1980~2012年的样本数据,使用自回归滞后模型研究了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可再生能源消费、非再生能源消费、对外贸易各影响因素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动态关系,并重点对比分析了可再生能源消费对EKC模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不考虑可再生能源消费影响的情况下我国并不存在二氧化碳排放的EKC曲线,对外贸易和碳排放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而加入可再生能源消费之后则发现经济增长和碳排放支持倒U型的EKC曲线,且对外贸易和碳排放之间为负相关关系。此外,可再生能源消费在长期和短期中对碳排放有负向影响作用,其中长期系数比较明显,短期系数并不显著。

基于GIS的京津冀核心旅游圈构建研究

采用面向对象的资源分类系统模型(WWTLM)对京津冀地区的13个城市及其所属的83个4A级和13个5A级旅游景区进行了分类,并以旅游圈理论和旅游域模型为基础,通过Visual Basic 6.0开发平台,利用专业GIS控件,采用集成二次开发的方式,对构建京津冀核心旅游圈进行研究。京津冀地区可成为旅游中心的城市有6个,分别为北京、天津、承德、廊坊、秦皇岛和石家庄,从旅游圈的级别和空间位置上看,北京旅游圈为一级旅游圈,承德,石家庄和秦皇岛为二级旅游圈,廊坊和天津为三级旅游圈,并进一步提出了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核心旅游圈,以此带动其他旅游圈共同推动京津冀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绿色信贷、内外部政策及商业银行竞争力——基于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实证研究

基于4家国有上市银行和5家股份制上市银行2008~2016年绿色信贷余额与总资产收益率等数据,运用系统GMM回归方法分析了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与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并考察了内外部政策对其影响。结果表明,商业银行绿色信贷能够有效提高总资产收益率,综合考虑不良贷款率、总资产等控制变量时,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竞争力相对提升效果更为明显;内外部政策的实施均对商业银行竞争力产生了促进作用,且内外部政策的综合作用大于单一政策的作用;考虑政策作用时,绿色信贷对竞争力的促进作用较不考虑政策时有一定程度的降低,这并不说明政策的无效,而是与绿色信贷自身特点、实施成本、政策时滞等因素有关。因此,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商业银行应有条件地执行绿色信贷政策。

绿色信贷能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吗

基于中国152家节能环保上市企业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绿色信贷对节能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分析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及绿色信贷政策和环保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绿色信贷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均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绿色信贷通过研发投入促进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存在时滞效应。考虑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时,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融资约束程度越高的环保企业,绿色信贷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绿色信贷政策对于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促进作用尚未凸现,而环保产业政策的实施能显著增强绿色信贷对环保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我国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整体和行业视角

基于2005-2016年我国141家可再生能源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随机效应变截距模型,测算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全国就业量、可再生能源行业及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直接影响以及通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技术进步路径对就业量产生的中介作用,探究了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等不同行业投资行为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贡献大小,并进一步利用断点回归模型兼顾分析了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第一,可再生能源投资增加能促进全国就业量与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但对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具有抑制作用。第二,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路径对全国就业量分别产生了系数为0.011、0.020的促进作用,但却通过经济增长路径对全国就业量产生了系数为0.032的抑制作用;此外,可再生能源投资通过产业结构、经济增长路径促进了可再生能源行业与传统能源行业就业量,但通过技术进步路径抑制了该两大行业就业量。第三,样本期间内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征收使用管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可再生能源投资对可再生能源行业就业量的促进作用,凸显了政策的有效性。

中美日韩贸易隐含碳的流动特征及结构因素分解研究

在当前国家之间出现贸易猜忌倾向之际,研究国际贸易隐含碳对中国碳排放责任界定和气候政策制定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鉴于此,采用最新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来探讨中美日韩贸易隐含碳的流动特征,进而通过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中美日韩贸易隐含碳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对美国、日本、韩国出口贸易隐含碳分别约占历年中国出口贸易隐含碳的20%、14%、6%,中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呈现上升趋势,但中国仍然是隐含碳净流出国家,中国进口美国、日本和韩国产品产生的二氧化碳分别约占历年进口贸易隐含碳的6%、7%、10%,可见,中国为美国、日本和韩国承担了很大部分的减排责任;进一步通过结构分解模型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对中国贸易隐含碳增加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投入产出结构效应次之,同时,能源强度效应对贸易隐含碳的增加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碳排放因子效应的抑制效果次之。为此,在制定与美国、日本和韩国之间贸易政策时,有必要考虑碳减排的责任分担及应对策略。

可再生能源投资及其影响因素：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在深入辨析可再生能源投资内涵的基础上,从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特性出发,以企业为主体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维度阐述了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第一,可再生能源投资高成本、高风险、融资歧视及正外部性效应的特性决定了其发展受到依赖政府扶持、政企共生模式的构建以及金融市场环境三方面的约束;第二,宏观因素与中观因素通过直接或间接调节资金流向及产业结构影响企业投资决策,微观因素决定了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上的信息、技术及资本优劣势;第三,各影响因素通过投资资本量和投资态度两类中介因素作用于可再生能源投资,作用效果体现在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

《浙江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效果的调查与评估——以钱塘江流域下游工业区为例

2016年浙江省颁布《浙江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消灭本区域内劣Ⅴ类水体和城市河道黑臭作为政府环境治理的重点。为了解该计划颁布两年来的成效,本文以钱塘江流域下游的三个工业区为样本,从居民的满意度视角,对《浙江省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效果进行调查与评估,并对调研区域水污染治理政策的实施与改进提出建议。

基于动态CGE模型的河南省碳税与硫税的达峰效应研究

2030年前碳达峰并于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体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如何通过碳减排从而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重点问题,从区域尺度进行碳税和硫税减排效应研究对于实现碳减排目标意义重大。构建河南省42部门动态CGE模型,分析征收碳税和硫税不同组合情景下的减排效应表明,基准情景下河南省经济保持平稳增长趋势,碳排放将于2024年达到峰值;征收100元/吨碳税时,碳排放比基准情景有所下降,且对经济损失较小;硫税对碳减排具有轻微的促进作用;同时征收碳税和硫税的减排量最大,但总产出受损程度也最大。从产业层面,碳税和硫税的征收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负面影响较大,对第三产业的GDP具有促进作用,能够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

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ABS分析

在厘清中国旅游业发展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并识别出不同发展阶段下主要驱动因子的基础上,以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Simulation,ABS)为建模工具,构建不同旅游业发展阶段下旅游者行为的模拟模型。对旅游资源因子驱动下、市场因子驱动下和文化因子驱动下的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进行模拟分析。研究表明:在旅游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旅游资源是影响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基础因子;随着旅游经济发展,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市场逐渐成为中国旅游业空间分异的主导因子;由于旅游业发展受到旅游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持续影响,文化因子对其引导作用则可能叠加在资源和市场因子的"惯性"作用之上,进一步强化中国旅游业的空间分异格局。

全球气候变化下中国农业生产潜力的空间演变

农业生产潜力对区域农业发展和农业产业投资与布局等具有重要影响。然而,当前的研究较少探讨1980年代以来我国区域农业生产潜力空间演变特征,以及就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区域农业生产潜力所产生的可能影响也还较少关注。为此,论文对19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农业生产潜力的空间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就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区域农业生产潜力的可能影响做出了估计,研究发现:1961—2012年中国农业生产潜力的地理分异特征异常显著,其中东南较高,西北相对较低,同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纬度地带性规律。19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潜力减少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其中四川盆地和华北平原中部等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减少最为明显,约在4%以上,而水分有效系数的下降是其农业生产潜力减少的主要因素,农业生产潜力增加的地区则主要位于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平原南部等地。在当前的全球变化趋势下,模拟得到,2041—2060年我国农业生产潜力减少的区域可能主要位于长江以南以及青海中部地区,其中四川盆地和湖北中南部等地的农业生产潜力下降趋势最为明显,因而这也可能会给这些地区的平均粮食产量带来一定程度的下降。

创新扩散与全球产业结构优化——基于Agent模拟的研究

创新扩散对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转型调整具有重要影响。基于自主体模拟(Agent-based Simulation,ABS)方法,本文将微观尺度上企业创新扩散行为和宏观尺度上产业结构优化联系起来,构建一个从异质性企业出发,到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解释模型,来探索创新扩散与全球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问题。主要研究发现:对于中国而言,过程创新更有利于其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而对于其他地区而言,产品创新则更有利于其产业结构向其合理化方向演化。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等地相比,提高产品创新规模则有利于推动日本、印度和欧盟等地的产业结构朝着合理化方向演化发展。此外,对中国、日本、印度和欧盟等地来说,扩大过程创新规模有利于推动这些地区的产业结构由相对低效的第一产业向相对高效的第二和第三产业演化发展,从而能推动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对于美国和俄罗斯而言,较低的过程创新规模更能促进其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最后,研究还发现不同创新模式在区域中所具有的作用及其产生的区域产业发展效应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在区域经济治理中需要采取差别化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区域产业发展维度与创新的空间维度可能存在一定的匹配性。这就为全球创新治理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基础理论依据。

城市群规划政策的实施能否缩小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差距?——来自中国283个城市的证据

当前为加快推动中心城市带动非中心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目标,中央政府相继批复了众多国家级城市群发展规划政策(后文简称“规划政策”)。然而,这些规划政策的实施能否缩小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差距,这已成为近年来学术界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为此,基于2007—2019年全国283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应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和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探讨规划政策的实施对中国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规划政策的实施能使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差距总体缩小约3%。从地理空间范围来看,规划政策实施能显著缩小距中心城市约0~102.4 km和167.3~443.5 km范围内非中心城市与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差距。此外,规划政策的实施效果在不同城市群内呈现出显著差异,而拥有资源禀赋优势的非中心城市可凭借规划政策的实施缩小其与中心城市间的经济差距。最终,本文的研究结论将有利于为相关决策者理清规划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城市间经济差距的影响以及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提供重要的基础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