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的构成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是1999年1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后新增的罪名。在此之前，1997年《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设立了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此修正案对该条文作了重大修改，之后通过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修改后的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分为两个罪名：“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等”。

毒品犯罪案件常见疑难问题评析——案例、问题及解决思路

毒品是世界公害，严重危害吸食者的身心健康，容易诱发其他犯罪，引起广泛社会问题，故严惩毒品犯罪是当今各国普遍采取的刑事政策。毒品犯罪有其自身特点，如一般没有直接被害人，缺乏有迹可查的犯罪现场，直接证据相对匮乏，侦查取证难度大等。为逃避制裁，犯罪分子还不断变换犯罪手法，新型毒品也不断出现。近年来，毒品犯罪呈现出手段高度隐蔽化、智能化，国际化甚至武装化等一系列特征。为加强分析研判，笔者试以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案件为样本，针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毒品犯罪的研究和实务工作有所裨益。

如何判断格式化免责条款的效力

根据我国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合同法》第39条关于“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的规定，格式化免责条款跟一般免责条款相比，具有目的上的重复使用性、时间上的预先拟定性及内容上的未经协商性三个特征。缔结免责条款是合同当事人契约自由的表现。

从文本到实践：我国法官惩戒制度述评

我国当前法官惩戒制度存在明显不足。科学、完善、合理的法官惩戒制度，应当具有约束法官业内业外行为，维护司法形象和权威，并能保障法官依法公正独立行使裁判权的双重功能。从制定统一的《法官惩戒法》、设立法官惩戒委员会、完善惩戒程序、科学设置法官惩戒事由、精简惩戒措施等方面提出了重构法官惩戒制度的设想。

审判环节刑事错案防范研究——以证据的审查判断为视角

审判阶段因事实认定不当而导致实体裁判错误的刑事错案，包括“错判”和“错放”两类。审判阶段防范错案的关键在于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并作出合理判断，防止因事实认定不当而引发错案。错案防范视野下审查判断证据面临的主要难题是非法言词证据认定难、庭外调查权和补充侦查建议权如何行使以及“疑罪从无”原则的把握。这些难题涉及“错放”与“错判”之间的选择，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冲突以及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矛盾，关乎立法者和执法者如何作出相应的利益考量和价值平衡。

量刑均衡的判断及其实现路径

量刑均衡的基本含义是同罪同罚。对个案量刑是否均衡的判断一要注意案件是否具有可比性，即个案是否“同罪”；二要注意量刑均衡具有相对性，其主要影响来自刑罚个别化追求的一般公正及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量刑均衡的实现需要一个系统、整体的机制配合。本文从立法的完善与司法的配套、内部制约与外部监督的配合以及全面提升法官素质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针对相关制度的不足与完善探讨量刑均衡的实现路径。

是“冲动的惩罚”,还是“惩罚的冲动”——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若干扩张性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已于2014年10月27日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其在进一步削减适用死刑罪名、加大对恐怖犯罪和腐败犯罪惩治力度、完善惩治网络犯罪法规、强化人权保障、着力维护社会诚信和社会秩序方面,均有所涉及,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体现了问题导向的立法指导思想,发挥了刑法的指引功能,可以说亮点频现,

防卫过当的认定及其处刑的规制

对于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区别问题，学界已经研究的比较透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故意伤害案件却常常伴随着双方互相打斗的行为。被告人是出于防卫意思而反击，还是出于侵害对方的意图而进行斗殴。在界定上是一个难题。笔者拟结合本院司法实践中遇到的一些案例，对防卫过当与相互斗殴的区别。以及防卫过当的处罚问题进行探讨。

讹言谎语的刑法边界——试论网络谣言入刑的困境与出路

网络谣言已成为互联网信息时代一大世界性公害。网络谣言具有传统谣言和互联网传播的双重属性,未经证实是其本质属性。网络谣言尽管整体偏害,通常情况下带有根深蒂固的贬义色彩,但谣言未必一定不真实、出于恶意或一无是处,我们不能忽略其所蕴含的一定社会功能。网络谣言的刑法治理,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运动式执法、随意性司法等刑法规制误区,理论界也存在'两种秩序'等诸多争议。当前涉网络谣言的刑事立法,存在部分罪名入刑标准模糊、司法随意性大,诽谤案件自诉转公诉的标准过于宽松,以非法经营罪规制网上删帖行为存在立法漏洞以及'网络型'寻衅滋事罪的立法设置不合理等立法缺陷。笔者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论证,并就谣言入刑面临的司法困境提出破局路径。

许霆盗窃案犯罪构成及特殊情况之分析

【要点提示】盗窃罪秘密窃取行为的秘密性包含主观性、相对性和当时性三个特征,许霆的行为属于秘密窃取;刑法所指盗窃金融机构是指盗窃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许霆的行为应以犯罪论处,但本案在犯罪的起因、手段及主观恶性等方面有其特殊之处,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应对许霆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可以适用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案件的特殊情况,不应仅限于政治、外交、宗教等方面有特殊需要的情况,还应包括犯罪的起因、对象、目的、动机、手段、认罪和退赃表现、被害人过错、主观恶性、危害后果等一般酌定量刑情节。

贿赂犯罪情形下民事合同效力的认定——广州市某建有限公司建材贸易分公司诉刘某强租赁合同纠纷案

公司高层收受贿赂后签订民事合同的行为是否属于"恶意串通"以及是否损害公司合法权益,属于实体审理和裁判的事项。即使刑事判决认定公司高层收取贿赂,并利用职务便利积极插手下属企业业务,指使下属公司将相关物业租赁给指定人以经营谋利,但刑事判决所认定的贿赂犯罪事实与民事合同纠纷基本事实并非基于同一法律判断,民事合同效力并不因犯罪行为而当然无效。在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合同效力认定上,仍需全面审查证据,并依据《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四条等作出认定。

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若干法律难题与对策

鉴于目前理论界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进行的专题研究不多,对其与普通民事调解相比的特殊性及与刑事和解、刑事调解在适用上的区分较少涉及,对制约其适用的法律问题亦缺乏深入系统的分析,故本文以法院的审判阶段为视角,尝试就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适用范围及适用中的其他相关法律难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刑事附带民事调解的研究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