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莼对褐菖鲉养殖水体的生态作用

在褐菖鲉(Sebastiscus marmoratus)室内养殖条件下,以不换水作为对照组,设置2个石莼(Ulva lactuca)养殖密度梯度,研究了石莼对褐菖鲉养殖水体的生态作用。试验结果表明,石莼对褐菖鲉养殖水体中氮、磷营养盐的清除效果明显。在褐菖鲉养殖水体中分别加入石莼534和801g.m-3共9d不换水,与对照组相比,养殖密度为534g.m-3的石莼组对硝态氮(NO3-N)、氨态氮(NH4-N)和无机磷(PO4-P)的清除率分别为83.7%、90.7%和86.5%;养殖密度为801g.m-3的石莼组对NO3-N、NH4-N和PO4-P的清除率分别为90.1%、96.9%和92.7%。

海南省财政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协同效果研究

为了科学评价财政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效果,构建良好农村金融环境,本文基于2011—2021年海南省18个市县的面板数据,采用DEA-BCC模型方法构建评价体系,对财政金融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效率进行静态和动态分析。研究表明:一是财政金融支农资金不足,影响海南省农业经济增速;二是财政金融支农资金向主要城市倾斜过度,导致资金不合理配置;三是部分地区农业技术与农业管理水平偏弱,影响财政金融资金利用效率。建议强化财政资金引领能力,推动金融资金的合理配给,推进农业科技技术转型升级,提升科技赋农水平,加大“三农”扶持力度,创新金融支农模式。

海南自由贸易港税收制度的内容、特点及意义

《总体方案》《自贸港法》赋予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全新的税制安排,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最为关键的政策和制度设计。与国际成熟自贸港相比,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税制安排仍具优势,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特色自贸港税制初步形成。海南自贸港特殊税制安排是自贸港更高水平开放的客观需要,顺应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符合国际税收制度改革的潮流,极具前瞻性和探索性,是我国深化税制改革的一次大胆尝试。

央行结构性货币政策效果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模型探究三种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社会融资成本等变量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均能对贷款总额的长期增长起到正向作用,但作用效果不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社会融资成本的影响均为短期影响,补充抵押贷款对社会融资成本抑制作用最明显,中期借贷便利的抑制作用较微弱;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中短期影响,常备借贷便利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抵押补充贷款的正向作用较弱。

我国自由贸易港金融立法问题研究

金融业是政府管理最严格的行业之一,法律是政府发展金融和管理金融的重要手段,自由贸易港是当今世界最高水平的开放形态,而"立法先行"是保障金融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必然选择,也是推进自由贸易港金融治理体系法治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深入研究了自由贸易港金融立法的框架和实现路径,结合国际自由贸易港金融立法实践和国内金融法律现状,尝试系统地回答自由贸易港金融"为什么立法、立什么法、怎么立法"的问题,并对自由贸易港金融法律框架的顶层设计、立法实现路径等的金融开放提出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村金融效率分析

为了研究农村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Goble 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对我国2010~2020年30个省份农村金融效率进行实证分析,构建农村“金融效率(静态)一全要素生产率(动态)”矩阵,分析我国各省份农村金融发展的优势和不足。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金融效率总体水平相对较高,东部地区农村金融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2)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显示,技术进步是农村金融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动力,技术效率贡献不足;(3)东北地区农村金融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相关建议。

绿色金融发展质量评估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31个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区域间绿色金融发展极不均衡,发展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我国绿色金融总体水平的提升。要实现我国绿色金融更高层次的发展,必须推动绿色金融发展实现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改善。因而,如何科学评估我国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质量,进而更加优化绿色金融资源配置,提升绿色资源配置效率,推动绿色金融更好发展,是现阶段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本文尝试从金融业的本源出发,在回顾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上,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及金融功能论,对绿色金融发展质量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并尝试构建了包括绿色金融规模、绿色金融效率、绿色金融结构、绿色金融功能以及绿色金融稳健性五个维度包含5项二级指标的绿色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全国31个省区市的绿色金融发展质量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使用Tobit模型对影响绿色金融发展质量的相关因素进行研究,并对如何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日本新一轮汇率干预:效果、风险及启示

日元作为传统避险资产,却在2022年意外大幅贬值超30%。基于日元恶性贬值、日美长期利差扩大、日元贬值刺激出口的效果大打折扣的大背景,日本通过口头干预、汇率检查、外储干预等手段开启了新一轮汇率干预,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认为,日美经济基本面分化、货币政策背离、日本陷入巨额贸易逆差等是汇率干预效果不及预期的主因。日本新一轮汇率干预对我国的启示有:一是汇率干预仍将纳入央行“政策工具包”,避免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大起大落;二是汇率干预不具有长期效应,应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三是积极运用宏观审慎管理政策工具,为人民币汇率稳定保驾护航;四是加强国际经济政策沟通与协调,减少政策变化对汇市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