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论”的角度审视体育教学过程

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角度审视体育教学过程,把“三论”的理论应用其中,从而促进体育教学过程的数值量化和科学化。

从“三论”的角度审视体育教学过程

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角度审视体育教学过程,把“三论”的理论应用其中,从而促进体育教学过程的数值量化和科学化。

论作为体育文化在大学校园传播平台的校运会开幕式

高校运动会的开幕式是个规模大,人员多,影响深刻的体育活动。作为一个时空宽大的超级平台,在传播体育文化、进行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同时,广泛的影响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也在树立着一种学校精神。

应該正确估計新歌剧的成就——对賀敬之同志“談十年来的新歌剧”一文的商榷

賀敬之同志在“談十年来的新歌剧”一文中,对我国建国以來的新歌剧艺术事业进行了全面的总結,这是一項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这篇文章中,对建国以前解放区新歌剧运动基本經驗的总結,对建国以后新歌剧工作者中的資产阶級艺术思想的批判。

音乐艺术的崇高目标——从“丢戒指”、“小燕子”的討論談起

关于“丢戒指”和“小燕子”等歌曲的討論,涉及我們音乐艺术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在这里,想就这些問題发表一些个人意見。 虽然对于这两首歌曲,已經有很多同志作过詳細的分析,但問題是由于对歌曲的評价而引起的,評价不同,解决問題的結論也自然有很大距离,因此,还是有必要从这两首歌曲本身談起。

是什么样的諷刺?

曾記得,当国际间的修正主义分子借匈牙利事件的时机而发动了对共产主义运动的瘋狂攻击的时候,在我国文艺界中也流傅着所謂“干预生活”、“暴露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等等这样一些論調。在音乐界中,除了有一些人在日常工作中,生活中散播着这种論調以外,同时也有人通过公开的宣传講坛和出版物來宣揚这种論調。譬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1956年12月5日至1958年2月期間播放,由錢仁康先生撰稿的“音乐常識講座”(1958年經他本人修訂。

仙境和人间——谈几首“蝶恋花——游仙”的歌曲

当我接触了为毛主席的詩詞譜写的一些歌曲以后,我發觉作曲家們对“蝶恋花——游仙”这首詞比对他別的詩詞似乎兴趣特別大些。虽然,这首詞跟毛主席别的詩詞作品一样,具有丰富的情感、雄偉的气魄、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鏗鏘的韵律,这些都是非常适宜和音乐結合的条件,但我想作曲家們对“蝶恋花——游仙”的兴趣恐怕还会有別的原因。“蝶恋花——游仙”这首詞一方面在我們面前呈現了一种美丽的神話般的境界,可是它又跟我们所經历的激烈的革命斗爭紧密联系着,毛主席在詞中所写的楊(开慧)、柳(直荀),就是无数流血牺牲的革命烈士中的两个人。中国人民对于他們心目中的英雄、烈士和一切他們認为应該頌揚的人物,一向是以“願他們死后升天”来表示他們贊美的心情的,这并不是迷信,而是人民純朴的感情的傳統表現方式。嫦娥、吴剛是我們人民世世代代相傳的神話人物,在人民的心目中,他們有着勇敢、善良的美德。

《祖国颂》的主题处理手法

一首大型乐曲,首先是要令人听了之后能够在記忆中留下明晰的印象,不然,那不是杂乱无章就是大而不当。很多人在听了《祖国頌》之后,觉得它有鮮明的音乐形象,有气魄,够得上“祖国頌”的命題。“給人以明晰的印象”这句話是說来容易做来难,我觉得,《祖国頌》之所以获得成功,正是因为它做到了这一点。明晰的印象的获得,首先是来自动听的旋律。我們常常批評某些作品公式化概念化,我想形成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作曲者沒有以艰苦的劳动来創造出动人的旋律的原故。《祖国頌》的主要旋律虽然还不是屬于那种一听就把人迷住的类型,但它却能給人以亲切而真摯的感觉。

从歌剧“红霞”中听到和想到的

前线歌舞团是我国历史较久的部队文艺工作团体之一,今年九月间他们来北京演出了歌舞和歌剧"红霞",在这些节目中反映出近两年来他们在深入生活、继承民族传统方面的努力已经得到很大的收获。为了介绍他们的经验,我们特在这里发表了一篇关于该团的工作经验和两篇关于歌剧"红霞"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