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跨乡镇实施的思考与探索

核心提示,本文认为,跨乡镇实施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须重点解决传统土地整治城乡功能联动弱、资源整合力度小、项目实施动力低、乡村产业延伸差等问题,新一轮改革应坚持“全域要素统筹、城乡功能融合、组织机制一体”的核心取向,从建立“整治+规划”双向协同、“增减+增存+增效”多维指标挂钩等方面系统推进。

面向城乡融合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再出发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源于生态文明建设对全域全要素系统治理的需求,发展于面向高质量的综合效益提升导向,正迈向推进城乡融合共富的新阶段。本文认为,新时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改革须在城乡融合大格局下系统谋划;未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应当把握“规划引领、资源统筹、要素流动、产业发展、政策集成”五个聚焦。

县域单元土地综合整治的理论基础与方案设计

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改革背景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对于落实国土空间发展蓝图、释放要素市场改革红利、协同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变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文章在厘清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内涵和外延的基础上,指出了过去单乡镇、单要素、单目标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阐释以县域为单元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必要性;提出以城乡融合、三生融合、三产融合的“三融合”为核心理念,以农用地整治、城镇建设用地整治、村庄整治、生态保护修复的“三整治一修复”为重要载体的土地综合整治任务体系,构建“规划引领—指标互联—分类指导—要素互融”的“四位一体”的县域单元土地综合整治实践路径;进而对县域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了研判分析。

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力“千万工程”迭代升级

核心提示本文分析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理论内涵,揭示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助推“千万工程”的基本逻辑,总结了“千万工程”在不同发展阶段下土地综合整治赋能实践的内在机制。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工作期间,起笔“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蓝图,即在全省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通过全域编制建设规划、实施村庄环境治理、保护历史传统文化等措施,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历经20年,“千万工程”已成为当代中国一项具有跨时代意义的重要战略,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与精神文明共进、城乡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科学路径。

浙江省生境质量时空演变与生态红线评估

生境质量是反映生物多样性状况与局地生态功能的重要指标,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研究区域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基于InVEST模型、热点分析及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究生境质量的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并利用生境质量结果对浙江省生态红线开展了定量评估。结果表明:(1)2000—2015年,浙江省生境质量均值呈减速下降趋势,空间上形成了西北、西南、中东高和东北、中部低的分布格局;生境退化度呈现“中心—外围”的圈层辐射结构。(2)热点分析显示,生境质量与生境退化度在乡镇尺度上集聚特征相似、冷热点空间分布趋势相反。(3)地理探测分析发现,地形(高程、坡度)是影响浙江省生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植被因素(NPP、NDVI)的贡献度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浙江省生境质量空间分异受到自然因子与社会经济因子的协同作用。(4)浙江省生态红线的生境质量整体较高且稳定,不同红线类型的生境质量存在差异;高生境质量区与生态红线的错位区域主要分布在浙西南、西北部山区,而北部、中部以及东部相对较少。基于此,对生态红线调整、区域生态功能区划提出对应的策略,以期提升浙江省生态空间管控。

国土空间规划视域下土地发展权配置的理论思考

研究目的:在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梳理土地发展权的概念内涵与实践演进,探讨国土空间规划对土地发展权配置的需求与响应路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土地发展权是改变土地用途及开发利用强度的权利,是空间规划的核心对象。(2)土地发展权配置内涵可以解构为对象空间性、手段二重性、收益分配平衡性。(3)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发展权配置提出全新的需求:统筹全域、全要素、全流程;建立政府与市场互补的工具体系;优化部门协调、传导通畅的治理结构。(4)研究提出要构建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规模指标+空间分区+属性管控”初始配置体系;设计以“存量提效指标”与“增量流转指标”双轨制的跨区域、城乡统一土地发展权市场交易体系。研究结论:发展权配置是国土空间规划的“灵魂”,只有深化对土地发展权的理论认知,优化配置路径,才能有效保障国土空间规划的实施。

从城乡统筹走向城乡融合:缘起与实践

城乡融合是指城市和乡村两个具有不同功能系统相互作用、相互补充、共同进化的新发展形态,其涵盖空间融合、产业融合、要素融合、治理融合等四个维度。我国城乡关系经历了一个从对立到碰撞,并最终走向融合过程。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嘉兴在推进城乡关系改革中率先摸索出以城镇化为核心的“两分两换”模式,并在其基础上从城乡风貌、产业融合、公共服务、市场机制等四个方面进行优化,形成了“人—地—业—权”四同联动新城乡融合模式。新时期,应重点完善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体系、深化城乡一二三产融合,培育多元生产联合体、建立城乡要素互动机制、构建城乡多层级治理网络,共促城乡融合发展。

自然资源治理助力共同富裕:政策演进、关键挑战与应对策略

研究目的:厘清自然资源治理的概念、内涵及其与共同富裕的关联逻辑,揭示自然资源治理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存在的关键挑战,探索改革路径。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自然资源治理的内涵包括可持续发展、效率公平兼顾、协同善治;(2)从目标、对象、价值、实践等维度提出了面向共同富裕的自然资源治理框架;(3)共同富裕视角下我国自然资源治理政策经历了“同步富裕”“差异富裕”“多维富裕”三个阶段;(4)自然资源治理在缩小区域、城乡、收入三大差距中,存在一系列体制机制问题,据此提出了优化发展权配置体系、健全城乡融合体制机制、深化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提高集约利用水平等改革策略。研究结论:自然资源治理与共同富裕存在紧密联系,亟需以三大差距为锚点,构建系统性与针对性的自然资源治理改革策略,以此强化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助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资源枯竭区乡村湿地修复生态效应测度研究——以苏北潘安湖建设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为扭转资源枯竭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态势,大量生态修复工程迅速涌现,然而资源枯竭区乡村湿地生态修复效应的定量测度体系尚未建立。本文在分析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以苏北资源枯竭区马庄村、姚庄村、权台村为例,选择2004年、2011年、2016年三个时间节点,基于当量因子法对其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动态测度,并探索潘安湖建设对三个村庄生态效应的定量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三个村庄的生态服务价值在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在2011—2016年时间段,涨幅较大,马庄村上涨52.59%,姚庄村上涨40.75%,权台村上涨74.66%。(2)姚庄村和权台村农田生态系统价值最高,马庄村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3)潘安湖生态修复建设促使水体面积和湿地面积大幅度增加,相应的价值量有所提升,其对三个村的影响强弱不同,对权台村和马庄村影响较大,而对姚庄村的影响较小。研究结果能够为乡村生态系统修复,尤其是资源枯竭区乡村生态价值重塑提供定量参考和决策依据。

17分钟生死时速

2月13日,大年初四,凌晨5点,黄石火车站内一派繁忙景象。5点19分,一名男性旅客刷完身份证,走向安检闸门时,突然毫无征兆地仰面摔倒在地,无法动弹。“安检处一名旅客突发疾病倒地,急需救助!”武汉铁路公安处黄石车站派出所副所长徐磊听到对讲机里传来的求助后,第一时间奔赴现场。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构建

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统一规划、统一收储、统一供应、统一开发、统一保护的核心抓手,是中国特色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重要创制。基于马克思储备理论,从资本循环视角探析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发现:(1)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发生在不同资本形态更替的“停滞”环节,是促进自然资源资本化的关键中介,公共物品性、政府主导性、保值增值性是核心内涵;(2)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实现资本可持续累积循环,涵盖收储、管护、供应三个基本环节,明晰产权、整体治理、价值实现是主要任务;(3)构建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应当从“规划引领、集中入库、系统治理、高效配置、资金统筹”五环节开展,未来应渐进式推进自然资源资产储备制度试点来完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