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石莲花属‘碧桃’腐烂病病原菌的鉴定及其主要致病物质的测定

采用组织分离法和单孢子纯化法,从拟石莲花属多肉植物品种‘碧桃’(Echeveria cv.‘Peach Pride’)疑似腐烂病的叶片组织获得病原菌,通过形态学和分子序列特征的鉴定以及致病性测定,明确病原菌为尖孢镰刀菌(Fusarium oxysporum)。测定尖孢镰刀菌的主要致病物质,发现该病原菌具有较强的细胞壁降解酶活性,并具有一定的产毒素(镰刀菌酸)能力,说明细胞壁降解酶类和毒素是该病原菌侵入、定殖和致病的主要因素。

图书分类法统一问题

二、特殊性问题有些图书馆强调特殊情况,认为不能采用统一分类法,苏联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科学院图书馆工作者中广泛存在有这样一种意见,以为苏联科学院各机构的分类目录不能使用集中序列编制的分类表(按:统一分类表)。他们认为这种分类法决不能适应科学院图书馆的特别需要。“然而,直到现在,科学院建立分类目录的要求还没有形成,而断定它的组织不可能采用统一分类法,这一点也没有得到证明。“可以指出,科学院图书馆的分类法,

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

本文是作者研究我国古典目录学新成果之一。内容是针对明高儒《百川书志》中的撰述、版本、聚书、著录、提要和分类等方面,加以系统、详明的阐述,接着说明其中的得失,并于最后给以恰如其份的地位和较高评价。

我是怎样研究索引和索引法的?(写作生活之二)

一、为什么要选这个专题选择这一专题进行研究,是由知友王君提问而引起的。事情发生于1928年初,有一天王君找我,手里拿着一个纸条,同时恳切地问我道;“老友!你知道这句东西在《论语》里哪篇吗?”

谈谈《古今书刻》上编的意义和作用

1975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曾将明高儒《百川书志》和周弘祖《古今书刻》排印问世。关于《古今书刻》,前有《出版说明》、叶德辉《重刊〈古今书刻〉序》;后有瞿凤起先生《〈古今书刻〉校记》六条,古典文学出版社辑《〈古今书刻〉叙录》九条,以及综合索引。这书的《出版说明》中说:“〈古今书刻〉所作的版刻与石刻的记录,对于目录学者和文化史学者,同样有很多用处。举例来说,都察院刊本记录中有《水浒传》,是小说史上有关这个版本的唯一记载。内府刻本中有《永乐大典》,为我们提供了《大典》曾有刻本(或者只是一部分的刻本)的线索。梧州府石刻记录了元结的《水井铭》。

略论缪荃孙在目录学上的贡献

缪荃孙,字炎之,一字筱珊,晚号艺风,自称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生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一八四四年),卒于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缪氏研究目录之学,创办过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平生博览群书,广收典籍,擅长文史,精于考订,著述颇多。他代张之洞撰《书目答问》,辑刊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荛圃藏书题识》、《荛圃刻书题识》。

论图书馆学研究的路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三十多年中,我国图书馆事业虽遭遇到迂回曲折、艰难困境,但总的说来,还是有较大的发展。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各类型图书馆不仅恢复,而且又有新的创建。

论图书馆学研究的体系

图书馆学是一门科学，这早为世界各国学术界所公认。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不仅重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且关心图书馆学研究的工作。

忆马宗荣与我国近代图书馆学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马宗荣先生是我国研究社会教育的一员健将。他于1918年留学日本,感到我国教育的不够普及,社会教育的不够振兴,因此选择了社会教育学作为他专攻的对象,而于图书馆学,尤加重视。这是为了什么呢?他说:

我是怎样研究联合目录的?——(写作生活之四)

一、向科学进军,为培养干部1956年7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图书馆是向科学进军的有力武器,必须动员和发挥一切力量,共同努力使科学进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并决定要办一期全国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1957年3月15日,这个进修班在南京开学了。这是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图书馆、江苏省文化局和南京图书馆等六单位联合主办的。参加进修的学员共78人,来自全国各省市45个公共图书馆,绝大部分都是水平较高,经验较多的干部。

目录学讲话

这篇讲稿是华东师大图情系研究生孙豪展根据录音带整理。

我是怎样研究郑樵和章学诚的

一、从一点疑问引起的 1941年仲夏,我带着全家买舟离开辰溪湖南大学,溯资水而上,经过烟溪到新化,而后陆行抵兰田,即今日湖南的涟源县署所在地。当时的国师学院在兰田镇北的群山之中,有一座规模较大、办公教学兼用的二层楼房,

尤袤《遂初堂书目》初探

一、传略《遂初堂书目》的撰人是南宋尤袤,《宋史》有传,现将《无锡县志》中所载而比较精简的,抄录如下: 宋尤袤,字延之。其先闽人,本姓沈,因避王审之讳去水姓尤,居无锡,至袤遂为无锡人。弱冠入太学,魁监省,登绍兴进士第,尝从玉泉喻樗游,樗龟山先生高第也。樗以龟山先生之学授之,由是学益进。绍兴间,宰泰兴,金人入境,士庶望风而遁,袤独坚守不去,寻以荐除奉常。

修订《中图法》图书馆学类表结构初探

最近半年来,对《中图法》图书馆学类表提出修改意见的,笔者曾看到有几篇文章。〔1-3〕读后获得不少启发、同时也有些想法。因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愿与同志们商讨。一图书馆学是一门早经公认的学科,但《中图法》却把它组织在“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馆事业”这个类组中,使其所扩展的下位类产生了矛盾。现在先将这一类组的十个下位类列出如下: G25 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馆事业 250

黄丕烈的校勘与刻书工作

一黄丕烈(1763—1825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而且是一位有名的校勘学家和出版家。他对编制书录、撰述题跋方面的成就,素为我国人士所重视。尤其他的题跋,可称独树一帜,亲切动人,而无书生气。值得钦佩的,不仅仅在于书录和题跋方面,几乎他一生中有关图书的种种活动,都值得笔之于书。现在,只就勘校与刻书方面,略述一二。

我与中大——(《治书生活》之七)

杜定友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著述甚丰。其遗稿《自传》中《治书生活》一章,经钱亚新先生整编,拟在《江苏图书馆学报》等刊发表,本刊负责刊登其中的一段《我与中大》(《治书生活》之七),计划在今年第一期和第二期载完。

《慈父杜定友回忆录》序

回忆录可说是一种传记文学,在我国不如在外国流行。如以写作人来区别,回忆录可分为自己写自己的和别人写别人的两大类型。后者又可分为上辈写下辈的、同辈写同辈的和下辈写上辈的三种。在最后这一种中,子女写父母的最为多见,如《人物》1984年第2期所载顾潮、顾洪所写的《怀念我们的父亲顾颉刚》和《文物》1985年第2期刊载的吴荔明所写《浩瀚书海中的女领航员——我的妈妈梁思庄》两文。对于回忆录内容的要求一般有三点,即:一,所写的事实不许添油加酱、弄虚作假;二,所表达的情感应深刻真挚;三,所阐述的意义应光明正大。我读完了杜燕写的《慈父杜定友回忆录》手稿,深感内容翔实,情感丰富,意义重大,不愧典型之作,是值得再三阅读的。

试论古籍索引与历史文献的关系

世界著名的数学家华罗庚同志曾经说过:古人都不大愿意班门弄斧,为的是以免遗笑大方;可是他却乐意弄斧班门,为的是以求教益。今天本人发表一些意见,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殷切期望能得到予会同志们的指正!

试论汉字部首排检法的标准化问题

一.201个部的来历1983年11期《文字改革》上,发表了汉字部首排检法工作组的《统一汉字部首表》(征求意见稿),产生了201个部首。这201个部首的产生,是根据《康熙字典》、《辞海》、《新华字典》三部辞书的部首改订的。改订情况,可列表如下:

定友先生言行录要

先生原名定有,后来改为“定友”,省了四笔。原来有好几个号:楚云、础云、云郎、寄尘、英等,后来都不用了,改号“又丁”。他的签名字式,把“定友”合一省了三笔。他的西文原名为Bis-mark Ding you Doo,后来改为DingU Doo。这些从简题名的思想根源在“节约”二字。他在图书馆学上的成就与此有关。图书馆学本来是千头万绪的,只有以简驭繁,才能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