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霍克思译本中佛教思想翻译的策略

一、引言 《红楼梦》产生于18世纪下半叶。作者曹雪芹出身在一个从曾祖父到父辈四代都以皇帝亲信的身份连任外放肥差江宁织造的封建贵族大家庭中，他早年的生活环境可谓“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但是“在所谓的‘乾隆盛世’一度回光返照之后，

生物翻译:环境界之间的翻译

重新界定翻译的概念,让我们有可能实现与非人类符号系统间的翻译转换。翻译技术能够在具有符号体系的生命体间传输生物文本(biotext)的意义,同时又不破坏它,因此生物学家的目标之一即是掌握通过翻译技术理解生命体的生物学方法。有别于真正的翻译(eutranslation),生物翻译存在于生命体环境界间信息传递的宏观层面上,既包括种内(intraspecific)翻译,有时又包括种间(interspecific)翻译。把翻译界定为环境界间的信息传递涵盖了语言翻译的概念,但就句法而言,生物翻译与人类的语言翻译具有一定差异,它在较低的程度上呈现,因此,本文在生物语境中引入了前句法(prosyntax)这一概念。

从理论到分析:对文化符号学的深思

本文旨在阐明当今欧洲大陆文化符号学流派的社会文化背景，提出一些有关“结构主义危机”的假说，为未来“符号学科”的演进勾勒出四种图景：第一、选择排他性地只借助生物学，尤其是神经心理学（neurophysioIogy）的办法；第二、选择“多元文化符号学’’（semioticsofcultures）转向；三、选择“单一文化符号学”（semioticsofcuIture）转向；第四、选择“文化符号学”（culturalsemiotics）转向。在概述了前三种情况的优势和劣势后，本文提出最切实可行的办法就是第四种“文化符号学，，（culturalsemiotics），它通过倒金字塔式的拓扑学方法得到发展，也就是说，它结合了格雷马斯的生成说路径（generativepath）和洛特曼的文化拓扑学（culturaltypo]ogy）。最后，本文还分析了一个具体的案例：在多种信仰的城市语境下对宗教多样性的治理。

《红楼梦》霍译本中物质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的定量研究

"文化负载词"是民族文化的标志,即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文化在语言词汇中直接或间接的反映。本文旨在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红楼梦》中五类物质文化负载词(服饰、饮食、器用、建筑和医药)和其在霍克思英译本中的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后,定量统计各种翻译方法所占的比例,力求发现该译本在处理物质文化负载词时所使用的翻译策略的特点和总体倾向性,从而为研究物质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问题提供一个视角。

论中国民族舞剧的标出性——对“杨丽萍悖论”的民族符号学研究

在保护原生态文化语境中,有学者提出'杨丽萍悖论',即不去人为拯救原生态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它肯定会消失,但通过人为拯救的原生态文化,已无法还原'真实',只能是另一个符号空间中带有原生态文化元素的表征。从这一提法就可看出,专家学者们对杨丽萍原生态舞剧的态度不置可否,大有历史悬置的意味。但本文旨在通过民族符号学观察,以杨丽萍原生态舞剧为文本,将文本及其相关文本语境纳入研究视野,并试用符号空间(semiotic space)和文化标出性(cultural markedness)等概念对其进行探索性分析,以检视杨丽萍原生态舞剧作为艺术形式的自我标出性对社会主体的观感和认知、产生这些观感及认知的话语结构的运作方式以及文化内部的动态二元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