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境内开采之害及其地方应对——兼论风俗信仰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境内发生了一系列开采的祸害,这些开采往往冠以修建海塘、桥梁、铸币等名目,师出有名,实际多为假公济私之举。然而地方县令在有识之士的积极配合下,始终能顶着各种压力,厉行禁止,为地方环境保护做出了应有贡献。通过对相关禁文及其他保护措施的细致分析,我们清楚可见风俗信仰与心系民生是这些为官者极力保护环境的主要动因。而今同样存有类似风俗禁忌,如果我们能有针对性地因势利导,不仅可以破除糟粕迷信的危害,亦能推陈出新地加以健康利用,不失为保护环境的良策。

被《世界遗产名录》遗忘的遗产——黄山屯溪老街

屯溪老街是目前保存最为完好的一座古商业街。无论是它的地理位置、选址,还是建筑风格和形式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都不失为建筑典范。它的经历和装饰解读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本文从历史、艺术和科学的角度展示其宝贵的价值,以唤起人们对它的保护意识。

明代大运河的治理及其有关重要历史作用

自朱棣迁都于北京之后 ,中国政治、军事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作为唯一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它对明王朝的生存、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鉴于此 ,明政府对运河进行了非常有效的治理 ,这又为明王朝国家的运转、经济的发展。

徽州文化发展与人地关系演进的对应分析

人类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人地观和人地关系表现,地域文化发展与人地关系演进之间有着极大的耦合。从人地关系角度出发将徽州的历史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探讨人地关系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其变革机制。

皖籍明臣陈瑄

陈是明朝初期一位很有作为的人物 ,虽非重臣 ,然其对明代社会的贡献颇大 ,主要在于漕运。陈等为了保障漕运的顺利畅通 ,有效治理了京杭大运河。这在客观上 ,极大地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 ;加强了华夏境域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经济联系。从而 ,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或消除了导致分裂、动荡的不稳定因素 。

村落旅游发展与“三农”问题关系初探——以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为例

以黄山市黟县为实证,分析村落旅游发展条件和产生的效益,探讨与“三农”问题之间的关系。

明代太湖地区筹办水利经费的经验与教训

在太湖地区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水利的有效开发和适时治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明代该区农业和工商业皆名列全国前茅,这与其水利建设是分不开的,而水利经费筹办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治理成败。明代初期水利经费主要来源于预备仓和济农仓,兼由政府财政辅助,因仓储经营有方、积蓄充裕,而财政收入相对稳定,为其水利修建提供了根本性保障。其后,由于仓储经营不善,钱粮储蓄日渐式微,水利治理举步维艰,但继起的导河夫银征收制度亦为中期水利事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明后期济农仓已名存实亡,政府财政亏空,水利经费的筹备虽仍以导河夫银征收为主,然而其本身存有较大不合理性,施行愈加艰难,所起的作用亦只是杯水车薪;其余经费筹措,乃是临时性的应急之举,自然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明清太湖流域环境应对与农业经济的兴衰——以湖州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太湖流域尤其是湖州,自明中叶以后蚕桑业获得很大发展,在农业经济中已与稻作相提并论,且有超越之势。从市场层面来看,无疑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造就经济的繁荣。然而基于农业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及环境应对手段的分析,湖州蚕桑业的扩大,是因水利失修,以牺牲稻作为代价的,以致粮食不能自给,又无有效市场的保障。每当粮食短缺,民不聊生,不仅经济作物无济于事,工商业亦无以为继,一时的经济繁荣亦随之萧条,甚至农业再生产都难维持。

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治理及其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

鉴于以往关于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研究,主要以抽样示例来说明问题,不免会出现以点代面的不足,甚而有将诏议兴修水利事项误作实践治绩加以论断者。本文在认真甄别了有关史料的基础上,以叙述与统计相结合的方法,对宋代太湖地区农业水利的实际修治情况,进行了总的勾画。由此总结了它的特点,并从社会环境因素的制约角度阐释了该时空水利建设的局限性。

从珍稀动物渐次灭绝看长三角地区环境的演变——以虎、麋鹿、鹤为例

历史上长三角地区曾是森林、草地、湖沼、河流交错的生态环境;麋鹿、鹤、大象等成群嬉戏,猛虎四处游荡。之后,随着人口的日渐繁盛,土地不断得到开发,野生动物逐渐稀少。在六朝、晚唐五代两个人口骤增的高峰时期,珍贵的麋鹿、鹤相继于是区绝迹。至明清时期,该区人口不断增长,平原地区不堪重负,人们纷纷向山区进发,终致珍稀之虎于18世纪到20世纪初在长三角地区相继灭绝。

宋代苏南地区人地矛盾及其引发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

文章对两宋时期苏南人地关系演变情况进行了探究。总体而论,在北宋前期,苏南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经济获得迅速恢复和发展,人地关系也较为和谐。然而自北宋中期,缘于人口续增给耕地带来的压力,人们盲目开山围水垦田,以及为便利漕粮运输筑建"吴江挽路长堤"等造成积水之患,苏南人地矛盾开始凸显并日趋尖锐化,以致农业生态环境日坏,水旱灾害加剧,既制约了苏南人口的发展,又使苏、常二府粮食生产遭受重大波折。

东苕溪之由来及与流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东苕溪是太湖上游三大河流之一(另为西苕溪及荆溪),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以自然形成为主,则是历代先民为兴利除害在自然水系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不断改造而成,由此改善了流域低洼区的水环境,为之渐次开发提供了有效保障。作者解读了东苕溪名的由来及时空上的具体所指,并就其中一支余不溪之名作了新的考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东苕溪的形成和变迁,尤其是湖州境内下游的来龙去脉;揭示了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先民合理利用和改造自然、有效发展该流域社会经济的过程,可谓是环境变迁与经济发展积极互动的典范。而今,它的兴废不仅关乎杭州与湖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对整个太湖流域的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亦是至关重要的。

唐五代太湖流域水环境的优化

本文较为全面细致地探究了唐五代对太湖流域水环境的优化,同时揭示了当时成功治理环境的人文、社会背景及自然条件,并认为唐五代太湖流域水环境的优化,对本区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也是中国史上发展经济与治理环境积极互动的典范。

从时空分布与工程价值看元代太湖流域水利的整治

自南宋以来吴淞江中游河段淤浅日渐严重,元代拥有江南之后,为漕粮海运开辟了刘家河,而这一问题却搁置未决,以致积重难返,打破了原有泄洪排涝的格局。文章从时空分布与工程价值两方面,探讨了元代太湖流域水利治理的路径和选择,揭示了时人就重避轻的治理举措及影响;同时结合水旱灾情,纵向比较分析了该时空的水利治绩。

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境内开采之害及其地方应对——兼论风俗信仰对环境保护的作用

明清时期浙江湖州境内发生了一系列开采的祸害．这些开采往往冠以修建海塘、桥梁、铸币等名目，师出有名，实际多为假公济私之举。然而地方县令在有识之士的积极配合下．始终能顶着各种压力，厉行禁止，为地方环境保护做出了应有贡献。通过对相关禁文及其他保护措施的细致分析，

明清太湖流域植棉业的时空分布——基于环境“应对”之分析

有关明清时期太湖流域植棉业的扩大,已有研究主要从市场角度出发,较为一致地认为是农业商品化发展的结果。本文指出,农业发展不仅是生产技术提升的过程,亦是建设性"应对"环境的过程。所谓环境"应对",是适应性地利用自然和积极治理环境的统一。植棉业的扩大,得益于市场作用毋庸否认,但亦与水环境治理不足、时人只能于既定环境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密不可分。"易稻种棉"等过度发展旱地作物的现象,不仅削弱了粮食生产的地位,亦使耕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

明清畿辅地区环境治理与农业的兴衰

环境治理不仅是农业开发的首要举措,亦是维护农业健康发展的周期性措施,它与农业发展相始终。自明朝万历年间直至清末,畿辅地区的水利营田事宜争论不休,其焦点仿佛在于是否适宜种稻问题,实质还是要不要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的问题,以致水利与农业亦随之呈兴衰交替之势。研究表明,在明清畿辅农业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环境治理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劳动资料短缺问题解决的好坏,亦是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