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视觉自主着陆仿真验证系统时间延迟测定研究

介绍了无人机视觉自主着陆仿真验证系统,无人机视觉自主着陆半实物仿真试验一般采用视景生成平台与实时监控仿真平台组成的双机闭环仿真系统结构,由于此种双机结构,两平台之间的数据交换产生的实时同步问题对半实物仿真试验的可信度和精度都会造成不良影响;针对实时同步问题的产生机理,采用RTX高精度时间采集和数字图像识别技术,构造了一种对系统时间延迟的测定方法;实验证明方法可行,为解决实时同步问题提供依据,提高了半实物仿真试验的可信度和精度。

基于外部效益分析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我国农田生态补偿的现状依然严峻,一方面,补偿主体由政府主导划分,农民作为受益者话语权不够明确;另一方面,补偿方式相对单一,各省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差异明显。以经济外部性理论为基础,结合经验模型以福建省莆田市为例核算生态补偿标准。

基层治理结构转型研究——“再造—共治”的一个分析框架

转型社区在宏观经济差序格局中扮演了"传统农村"与"现代城市"的交织混合体,其处在基层治理转型、治理场域变革的节点之上。基于Z省S市B街道、J省S市Y街道两地转型社区的治理实践,对基层治理场域和治理主体结构进行了考察。经验研究表明,社会基层治理单元正在发生三个维度的深层嬗变:场域转换、主体再造与多元共治。治理场域迎来了空间、规则与资源的三重分野,作为治理主体结构性的背景,其转换的核心推力是政府主导下的"双轨城镇化"。伴随基层治理事务的繁杂化与精细化,现代治理理念向着多元化与协作化演进,在"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博弈共生的结构力量中,以"政治动员"为表征的科层治理始终处于权力三角关系的中心位置。纵向科层制治理结构体现了三重逻辑动机:资源配置、维稳、社会适应,但自从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社会个体的市场意识与契约精神逐渐形塑起来,完全的行政科层体制将难以适应"看不见"的"治理角落"。因此,在"行政科层制—市场契约制"双轨并行的治理主辅模式中,基于经济利益交换的市场行为已发展成为不容忽视的治理力量。与"政府—社区"行政科层治理体系相区别的是,"政府—市场—社区"的治理体系中市场治理的辅助力量往往渗透在科层制失灵的领域。研究以"准物业"为主体再造切入点,分析并理解传统的"政府—村庄",如何在现代"政府—社区"新治理场域转变过程中实践公共精神与契约精神相融合的"政府在场"的治理结构。在此逻辑下,"政府在场"成为贯穿市场力量引入、治理主体再造再到多元主体共治的"机制性"与"过程性"核心要素。立足于转型社区这一社会治理单元的转型载体,透视治理场域与治理主体之间的耦合关系,将"政府在场"在各个层面的细致逻辑充分地剥露出来。"政府在场"的核心观照指向"基层善治",从"再造"到"共治"的过程中,网格化成为基层新的社会治理策略。如何实现在"政府在场"底色场域中,网格化多元主体由"共治"到"善治",让治理主体在"多元善治"中充分激活基层自治精神,成为基层治理转型需要关注的显要论题。

分利秩序、治理取向与场域耦合:一项来自“过渡型社区”的经验研究

城镇化推进下的“过渡型社区”成为城乡分治的模糊地带,利益和资源的不断输入,使得其治理主体和治理场域发生重构。基层治理视角下的村民自治被“分利性”进行价值侵占。就如何厘清“过渡型社区”利益博弈秩序中,出现“弱治理强分利”与“强治理弱分利”两种分化样态的内在机理与演化过程。基于绍兴安置社区、武汉城中村两地治理实践经验表明,在“国家-市场-社会”三重结构化关系中,社会治理单元在“城乡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分利制度异化、农民利益外显、基层治理弱化等具体表征。其中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在“国家-市场-社会”场域耦合中形塑出的治理取向,揭示出国家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多元面向。

结构化视角下村治场域类型及基层自治分化

转型时期,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为村治实践的分化样态提供了基础性差异。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各村级治理资源的禀赋与输入存在内生、外生双重结构。以结构化理论为视角,通过治理实践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结构二重性,对村治场域类型进行划分:资源稀缺型场域、资源固化型场域、资源发展型场域。三种村治场域类型,在"国家-市场-村庄"关系框架中呈现出迥异的强弱关联程度。研究表明,在国家行政力量正式、市场力量半正式、村庄熟人社会非正式三重结构性场域关系中,村治利益主体呈现出两种行动逻辑倾向:"逐名"的政治逻辑和"谋利"的经济逻辑。在"资源-规则"型构主体精英社会行动要素下,治村逻辑表征为:一方面,国家在场吸纳、基层政府治理需求以及村庄内部价值评价体系共同形塑了主体精英在治村中的自我价值实现。另一方面,村治场域的分利秩序一旦形成,政治权威或开始裹挟经济权威,并产生利益俘获,治村精英会依据村庄资源的输入形式,在治村过程中以各种方式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础上,一并探讨了基层民主自治实践在"国家-村庄"双重作用下形塑出的四种自治分化样态,即"形式化"自治、"分立性"自治与"竞争性"自治和"垄断性"自治。

连片特困地区的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

以广西连片特困山区一个民族乡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的嵌入性机制。教育扶贫相对复合了一般扶贫行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逻辑,在乡村遭遇师资主体的流动、村社传统文化羁绊、家庭生计转型等多重结构性要素影响下,教育扶贫通过规则、主体、资源三个维度嵌入基层治理。从扶贫到贫困治理再到基层善治,只有提升并彰显村社、家庭与农民的“本位主义”,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才能共同实现主体性发展。

“多元善治”:基层网格化多元共治及实践限度——以苏南涉农社区个案为例

文章认为网格化治理通过空间与治理范围的细分,实现治理主体的协同联动、党政引领网格化以及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互嵌。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层治理范式,网格化应打破“强行政弱治理”治理弊端,坚持以“人”为网格之本,充分发扬社会自治精神,在城乡一体化的浪潮中构建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治主体的互动结构转型研究

“干部互动”是基于“体制性关联”建立起来的中国政治客观存在关系,它衔接、弥合、建构的是“国家-政府-社会”框架中最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内在运作机理。当下我国正处于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村治主体的“代理人”“当家人”角色,在资源密集输入的乡村振兴时代,于“科层-关系”的底色互动关系下开始发生三重结构性分化:传统维持性取向、过渡重构性取向、现代行政性取向。我们必须明晰认知、辩证对待“村治主体互动”在城乡转型中正历经的巨大流变,应始终将村治主体作为衔接国家规范与乡土秩序的中介变量,充分激活自治性,引导基层社会走向良序。

家庭城市化单元的代际互动与理性秩序

“家庭城市化”是中国城市化的基础社会单元,家庭在城乡社会转型中的结构、目标、秩序等发生多维裂变重组,城乡之间的“进”“退”表征在家庭内部代际间不断展演。研究以城市化中极具转型张力的拆迁家庭为个案经验,通过对其代际关系的切入分析,发现父代在地利显化中主导了家庭资源配置权,而子代则在“社—家”双重结构性关系中形塑了弱主体性。家庭城市化单元在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中分化为三种代际互动模式:代际冲突型、代际均衡型和代际博弈型,而代际关系则在共同的家庭发展目标中实践了“三代一体”的团结型代际妥协。家庭城市化单元理性秩序的形成,其背后是个体、家庭之于宏观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下的策略选择。

乡村地利博弈中情感治理的实践基础与运作机制

情感治理根植于中国乡土社会的文化价值体系,是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处理大量“群众工作”所不可或缺的治理工具。以地利显化为核心的博弈行为成为撬动广大“半城半乡”地带基层治理转型的重要动力。以地利博弈为载体,基于东中西部多个过渡型社区的田野考察,将情感治理置于具体的“弱分利—弱治理”“弱分利—强治理”“强分利—弱治理”三重村社分化治理场景之中。在基层社会治理活动中,情感治理通过“正式”治理、“非正式”治理和“类正式”治理三种模式类型实现治理需求。探析刚性治理规则与柔性地权意识之下的两点触发机理,情感治理得以有效地适配基层社会复杂多元的地利博弈环境。情感治理弥合了精细化、规范化治理的不足,情感要素的协同参与是对基层治理规则和制度难以无缝供给的补充,彰显了“以人为本”的善治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公共品供给模式类型及其治理分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公共品供给与基层治理发生新的耦合关联。通过"外源-内生"框架对乡村公共品供给模式进行类型化阐释,发现政府、市场、村社各主体间形塑出不同的治理面向。其中,"强内生"供给模式下的村治逻辑表现为五个层面:动员策略与村社响应、制度下达与组织再造、资源整合与能人牵头、面子竞争与价值认同、村强镇弱与博弈共谋。在乡村公共品落地的具体运作过程中,村治特性分化为"经营集体"与"建设村庄"两重机制,其映照了基层治理转型的实践样态及乡村建设的可能走向。

基层清单治理的价值证成与适配异步

技术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转型的重要表征和权力实践。清单制作为“技术治理浪潮”中兴起的一项重要工具,能够帮助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之间的治理关系边界,为转型中的社会治理单元供给了“可视化”“精细化”“联合化”“共治化”四大价值证成。同时,清单治理也遭遇了“泛技术化”适配困境:形式化、内卷化、碎片化、越界化。因此,如何完善清单制,让更为科学规范的技术治理适配上多元的基层治理场景,使技术治理可以继续透视、引导、重构、平衡社会转型中的各方治理力量。

乡村振兴视阈下村支书角色实践探究

村支书作为国家与农民、制度与传统、公与私的聚焦点与衔接点,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基于湖北省九个行政村的专题调研,将村支书在"个体-集体"框架下划分四种类型:主动能人型、保守观望型、期待资源型、有待发展型,在此基础上,依据基层行政组织与村集体发展实情,推演出村支书需要担当的五种角色。以期进一步深化对村支书群体的特性认知,并对相关政策有一个田野经验的呼应。

北京市2010-2014年麻疹发病与气象因素相关性分析

目的对北京市麻疹发病情况与气象因素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为开展麻疹流行的趋势性预测及针对性防控提供指导。方法以北京市2010-2014年各月麻疹发病数据和气象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Spearman相关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麻疹月发病数与当月平均气压呈负相关,与当月气温、降水量、相对湿度、日照时间均无相关性;与之前一个月的各气象因素无相关性;与之前第二个月的平均气温、平均最高气温、平均最低气温、平均相对湿度、降水量呈负相关,与之前第二个月的平均气压呈正相关。麻疹月发病数的气象因素逐步回归模型显示进入回归方程的气象因素为之前第二个月的平均最低气温和当月的平均气压,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为0.19。结论北京市麻疹发病与气象因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气象因素对发病率变化的影响作用有限。

石黑一雄《浮世画家》中的身份认同与文化冲突

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在战争创伤阴影下生活的人物形象,无论是施害者或是受害者,亦或二者兼有者,都无法逃离那段记忆带来的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他们在战争中失去自我,在战后迷失自我,试图找回自我。究其原因,除了战争本身带来的伤痛之外,还有一个更宏观、更本质的原因,即日本文化中特殊的“耻感文化”对于日本人的影响。

《无主之家》中的战争创伤“记忆”

海因里希·伯尔的《无主之家》从战后德国儿童和妇女视角,描写了孩子们破碎的家庭记忆,在父亲形象的缺失、母亲形象的背离中揭示了战后儿童的心理创伤。战争寡妇的精神窘境和无奈选择让主人公感到切肤之痛。小说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和它所带来的心理的创伤的难以愈合,提醒人们不能忘记战争,更要直面历史。

基于RSM模型的碱性磷酸酶参考方法测量条件研究

目的结合碱性磷酸酶(ALP)催化活性浓度参考测量的特点,采用响应面法(RSM)模型在较少的实验次数下获得最佳测量条件。方法采用单因素法确定ALP参考测量的重要影响因子,结合Box-Behnken设计方式,建立RSM模型,并对模型进行评价及正确度验证。结果 RSM模型预测R^2=94.36%,调整R^2=95.99%。ALP各影响因子的一次效应和二次效应对结果均存在显著影响(P<0.01),4-NPP浓度和AMP浓度之间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0.05),其他影响因子之间不存在明显交互作用(P>0.05),ALP理论最佳测量条件为反应液pH值10.24、4-NPP浓度15.83mmol/L、AMP浓度747.28mmol/L。结论 RSM模型可用于ALP参考方法测量条件的研究,探索不同影响因子与参考测量结果的关联性及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进而为ALP检验项目标准化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大陆季节性流感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

目的研究中国大陆流感活动时空分布和季节性的流行特征及流感病毒传播规律。方法应用回顾性时空聚类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流感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通过建立空间趋势面的方法，分析流感病毒在中国大陆扩散的总体空间趋势。结果中国大陆流感活动具有两种季节性流行模式。南方地区流感流行高峰主要在6—8月[儿科诊室流感样病例就诊比（ILI％）的RR=1．31，P〈0．01；内科诊室ILI％的RR=1．74，P〈0．01]；北方地区流感流行高峰主要在12月至次年1月（儿科诊室ILI％的RR=1．45，P〈0．01；内科诊室ILI％的RR=1．45，P〈0．01）。中国季节性流感病毒出现时间具有明显的由南向北先后出现的趋势。结论中国南方地区6—8月是流感防控重点时段，北方地区12月至次年1月是流感防控重点时段，同时应足够重视南方地区出现抗原变异株。

2005～2013年我国麻疹流行病学分析

目的：分析2005～2013年我国麻疹的流行病学特征，探究其流行强度，为合理分配卫生资源和全面消除麻疹提供依据。方法以2005～2013年我国麻疹疫情监测数据及人口信息资料为研究对象，采用描述流行病学方法进行分析。结果2005～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区）均有报告麻疹病例，共报告发病597594例，年平均发病率5．07／10万；共报告死亡366例，年平均死亡率0．0031／10万；其中男性355409例（59．47％）、女性242185例（40．53％），发病者以10岁以下儿童居多，共占总发病数的64．64％。结论2005～2013年我国麻疹发病总体呈下降趋势，发病主要集中于春季，不同年龄、性别的发病情况存在统计学差异，发病在空间分布上有明显的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