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刘艳红、钱叶六、罗猛、蒋熙辉、张开骏:关于袭警罪入罪标准的讨论

《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颁布和施行,将暴力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的规制体系下脱离出来,形成了独立的袭警罪,对于维护警察执法权威和尊严、保护人民警察人身安全、遏制与预防此类犯罪具有重要的宣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而,在理论界与实务界中如何准确理解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如何理解本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的关系?又应如何解释“暴力”“袭击”等构成要件,行为对象是否包含辅警?本罪增设后产生的上述问题,函待明确与厘清。因此,本期邀请张明楷、刘艳红、钱叶六、罗猛、蒋熙辉、张开骏六位专家学者,对袭警罪入罪标准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情节加重犯基本问题探究

情节加重犯在刑法分则中大量存在,是我国现行刑法的一大特色,但我国刑法理论界对之尚缺乏深入研究。笔者拟从情节加重犯的概念、特征与立法模式着手,剖析不同立法模式之优劣,并就加重情节的性质及情节加重犯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期望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有所裨益。

域外刑法中强奸罪立法之新趋向及借鉴

受女权运动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影响,人们对强奸罪的认识有了较大的改变,反映在域外立法中就是:调整强奸罪的归属,取消强奸罪的主体与对象的性别限制,扩大强奸罪的行为方式以及肯定婚内强奸等。我国现行刑法关于强奸罪的立法不仅滞后于时代,而且也不利于真正保护公民固有的性自主权。因此,笔者有必要借鉴域外强奸罪的立法范例,以完善我国相关之规定。

贪贿犯罪立法修正释评及展望——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基于进一步严密腐败犯罪法网、有效惩治贪污、贿赂犯罪、落实减少和控制死刑适用的死刑政策及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旨趣,《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做了较为全面的修正和完善,具体表现在:修改贪污、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提高贪污、受贿罪的死刑适用门槛,并针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增设终身监禁;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完善贪污、受贿罪的特别宽宥制度;秉承罚当其罪,强化犯罪预防的刑罚配置原则,大量增设罚金刑;调整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措施,强化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从立法论来看,未来应进一步地从以下几方面完善贪贿犯罪的立法:将贿赂犯罪的标的扩大至非财产性利益、取消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废除贪贿犯罪的死刑以及独立配置受贿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轮奸”情节认定中的争议问题研讨

《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4项规定的"二人以上轮奸"的情节,性质上属于强奸罪的共同正犯。只要二人以上基于共同轮流强奸的故意,连续、轮流地对同一妇女或者幼女实施奸淫的,即构成轮奸,其中的参与人是否都具有责任能力不影响轮奸的认定,但无责任能力的参与人因具备阻却责任事由而不负刑事责任。轮奸的成立至少要求两人的奸淫行为达到既遂,奸淫未得逞者不以轮奸论处。轮奸、共同实行强奸的场合,各正犯的犯罪形态的认定应奉行"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轮奸的片面共犯的成立不仅要求行为人基于与他人具有共同强奸的片面故意分担或者加担他人的强奸实行行为,而且还要求行为人对同一被害人也实际实施了强奸行为。

论中国罚金刑的改革与完善——以探寻罚金刑执行难之解决方案为视角

随着刑罚逐渐趋于轻刑化和人道化,罚金刑在世界各国刑罚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实践中罚金刑的适用率也越来越高。但罚金刑执行难的问题却一直困扰着世界各国,我国也不例外。在我国,造成罚金刑执行难的原因主要在于罚金刑裁量原则的不科学,罚金刑执行保障制度、罚金缓刑制度以及罚金易科制度的缺位等。有必要改革与完善我国罚金刑及其相关制度,以从根本上解决罚金执行难的问题。

前科消灭制度评析与设计

前科消灭制度,因其能实现法律的正义、平等,体现刑法的谦抑性和有效地预防有前科者再犯而备受各国刑事立法的推崇,理论上也受到各国刑法学者的广泛认同。但我国刑法尚未确立这一制度,学界对此也缺乏应有的关注。结合我国司法实际,借鉴外国刑法中的前科消灭制度的"合理内核",对我国刑法理念的更新和前科消灭制度的刑事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刑罚立法之检讨与完善

商业贿赂犯罪是根据贿赂所发生的领域而形成的仅具学理意义的概念,而非规范意义上的独立犯罪类型。我国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刑罚配置存在以死刑超量报应、过分注重功利目的、计赃论罪、忽视配套刑罚措施整体适用效能的问题。要提高刑法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有必要在充分检视其刑罚配置缺陷的基础上进行体系性完善。

西方国家“轻轻重重”两极化刑事政策评介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开始出现了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其不仅体现在刑事实体立法之中,而且体现在刑事诉讼程序及刑事执行等动态运行的全过程之中。刑之谦抑的要求与犯罪高压态势之矛盾促成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生成;调和刑罚报应目的与预防目的的综合刑论是两极化刑事政策的理论基石;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之平衡是调整刑事政策的基准和杠杆;犯罪学研究的成果为两极化刑事政策提供了合理的理论支撑。

德日刑法中的遗弃犯罪及对我国刑法的启示——从一则案例谈起

我国刑法中的遗弃罪之本质在于对公民在家庭中受扶养权利的侵犯,行为人和被害人必须是同一家庭的成员。对于司法实践中发生的非家庭成员之间的严重遗弃行为因无明文规定而无法予以惩治,刑法法益保护之机能也就因此不能实现。有必要借鉴德日刑法相关立法,以完善我国刑法中关于遗弃罪的规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非监禁刑种立法完善论要

重刑刑事政策弊多利少,应予摒弃;而单极轻刑化的刑事政策仅仅关注刑罚的教育、改善功能,忽视刑罚所应有的报应、社会保护之机能,亦不可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是我国当前刑事政策的理性抉择。基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宽"的要求,我国关于非监禁刑种的立法有必要作相应的改进。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构成要件及适用

食品监管渎职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49条增设的新罪名,是身份犯,只有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才能构成其犯罪主体。本罪从客观上看是负有食品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而导致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在主观上只能出于过失;在适用上,其与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等渎职犯罪之间存在法条竞合现象。"徇私"属于主观的超过要素,不要求行为人实施与之相对应的客观行为。行为人受贿后渎职的,应按照受贿罪和食品监管渎职罪予以并罚。

故意传播严重性病行为定性之探究——兼论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立法完善

从实然的角度来看,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的“严重性病”的范围应包括艾滋病;对于不具有卖淫、嫖娼性质以外的性行为或其他方式传播性病的行为应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适用相关条款予以定罪量刑。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对现行《刑法》第360条第1款予以完善,以为惩治司法实践中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故意传播严重性病行为提供法律依据,进而促进司法的统一和公正。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若干不足及完善建议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废止了包括盗窃罪在内的等十三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但仍然保留了同属于非暴力犯罪范畴的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是其不足;《草案》第19条在未成年前科消灭制度的立法上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体系性的前科消灭制度尚未建立,值得期待;《草案》第22条将情节恶劣的醉酒驾驶、飙车行为予以入罪,实无必要,该条应予删除。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难原因分析及对策

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难已成为制约我国庭审改革的瓶颈。规范我国关于证人作证的立法 ,避免立法冲突和矛盾 ;强化证人出庭作证的义务 ,明确证人拒证的法律责任 ;健全与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和细化对证人人身安全的保护机制 ;增强公民的法制意识等 。

论刑法中的构成要件过早实现——以日本判例及其学说为中心

构成要件的过早实现现象在实践中较为常见,究竟该如何处理,日本学界纷争不已,学说林立。在理论上区分预备的故意、实行的故意或既遂的故意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也没有区分的必要。构成要件过早实现的案件的犯罪形态,应根据第一行为是预备行为还是实行行为具体加以判定。

嫖宿幼女罪废除的价值分析及相关行为的认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废除了嫖宿幼女罪,这纠正了幼女享有性自主权的错误观念,消除了对幼女的污名化,实现了刑法法益保护的正本清源以及纾解了刑罚配置上的不均衡。嫖宿幼女罪虽已被废除,但嫖宿幼女现象并未从此在社会上销声匿迹。嫖宿幼女的,应视情形按照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或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引诱幼女供嫖客嫖宿的,属于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构成奸淫幼女型强奸罪或猥亵儿童罪的共犯和引诱幼女卖淫罪的想象竞合犯,择一重罪论处。由于幼女是奸淫幼女型强奸罪、引诱幼女卖淫罪等罪的构成要件事实,相应犯罪的成立应以行为人主观上对"幼女"具有明知为前提。不知对方为幼女而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而嫖宿的,构成《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普通强奸罪;不知对方是幼女而引诱其卖淫的,成立引诱卖淫罪。

应对微罪之非刑罚处罚方法探究

我国刑法中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是指依法对实施微罪而被免予刑事处罚的犯罪人适用的刑罚以外的实体上的处罚,是刑事责任的实现方式之一。《刑法》第37条应被理解为独立的免罚事由。针对司法实践中非刑罚处罚方法长期低效运行的现状,立法上有必要增设非刑罚处罚方法种类,完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以实现刑事制裁方法的多元化和轻缓化;司法上,应转变有罪必罚的传统报应观念,确立刑罚谦抑性和最后性的理念,对于实施微罪、可不予刑罚处罚的犯罪人尽量优先选用非刑罚处罚方法,充分发挥非刑罚处罚方法对实施微罪的犯罪人之惩治和教育功效,最大限度地实现刑罚的非刑罚化。

非监禁刑的理论根基与中国扩大非监禁刑适用的必要性

从中国刑事法的语境来看,非监禁刑是指在监狱外对罪犯适用的较为轻缓的刑罚方法、措施和刑罚制度的总称。非监禁刑的兴起与发展,主要源于刑罚目的观的发展、刑罚谦抑性思想、标定理论以及行刑社会化理论的产生。基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顺应世界刑罚的非监禁化趋势的需要,有必要扩大我国的非监禁刑的适用。

诈骗罪客体新论

对于诈骗罪的客体 ,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是公私财产所有权。而对于诈骗他人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所侵犯的客体 ,多数学者认为 ,这些财物或属原所有人所有 ,或应由国家依法予以没收 ,归国家所有 ,这同直接从财物所有人手中骗取财物并无本质的不同。因此 ,诈骗此类财物的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仍然是财产的所有权。这种观点统称为“所有权说”。但深入分析司法实践中诈骗罪的对象所涉及到的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 ,就会发现“所有权说”客体理论将会使一些本已构成诈骗罪的危害行为不能纳入到刑法追踪的视野。因此 ,对诈骗罪的客体重新进行界定就显得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