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农场发展:现实呼唤、松江实践、方略抉择

家庭农场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家庭经营为内核,以适度经营规模为特征,既继承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家庭经营的优点,又扬弃了土地小规模家庭经营的缺陷。松江发展家庭农场的实践表明,家庭农场是实现三权分置的有效载体,家庭农场组织和制度的创新,有助于中国农业实现由传统兼业小农向现代农业的转变。为促进家庭农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坚持家庭农场家庭经营原则、强化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选择;把握好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的“度”、不搞“一刀切”;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土地流转、为家庭农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明确政府定位、做到“在位”不“越位”。

土地经营规模何以影响家庭农场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基于1085户家庭农场监测数据的分析

利用2018年全国家庭农场监测项目1085户粮食生产类家庭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的数据,运用二元Logit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经营规模变动对特定类型家庭农场采用特定现代农业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土地经营规模与家庭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家庭农场主年龄、是否接受过技术培训、家庭农场自有农机数量、是否加入合作社、是否与龙头企业合作和当地是否提供技术及培训等对家庭农场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有着一定的影响。

钱忠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搞好确权,稳步推进赋权,有序实现活权,让农民更多分享改革红利。

如何有效提高家庭农场的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上海市松江区家庭农场数据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上海松江区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计算家庭农场的全要素生产率,离析出影响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据以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研究方法:Global Malmquist和混合Tobit模型。研究结果:(1)2007—2017年,全部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1.0773,其中,纯效率变化指数为0.9984、技术变化指数为1.0750、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为1.0072;纯粮食种植型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1.0619,纯效率变化指数为0.9896,技术变化指数为1.0719,规模效率变化指数为1.0046;其他类型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为1.0817,其中,纯效率变化指数、技术变化指数和规模效率变化指数分别为1.0279、1.0490和1.0140。(2)总体水平上,农场主是否有农业从业经历、是否有农机驾驶证、土地经营权合同年限、是否购买农机作业正向影响全部家庭农场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不同类型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研究结论:虽然松江家庭农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较快,但仍然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为此,需要提高家庭农场劳动力素质,切实保障好家庭农场的土地经营权,健全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引导家庭农场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有针对性地制定多样化的农业补贴政策。

中国土地征用制度:反思与改革

研究目的:从理论上研究政府土地征用垄断的经济诱因,分析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垄断制度安排下政府、农民、厂商利益受益或受损状况,进而探讨中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方法:局部均衡分析。研究结果:中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典型特征是政府垄断。这一制度在保护政府利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农民和厂商的利益。研究结论:中国土地征用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是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有效约束机制,避免政府暴利潜能;打破政府土地征用垄断坚冰,允许非农建设用地入市等。

中国政府环境责任审计改革：制度变迁及其内在逻辑

本文在对中国政府环境责任审计制度变迁过程梳理的基础上,运用制度变迁理论分析我国政府环境责任审计改革的内在逻辑,揭示蕴含其中的政策启示。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环境责任审计每一次制度安排,都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围绕外部利润,相关利益集团利益调整或力量对比均衡的结果,中国政府环境责任审计变革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而政府环境责任履职的绩效在中国政府环境责任审计变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中国政府环境责任审计每一次变化都是对相关制度的边际调整,每一次改革的基本特征都会对未来的发展方向施加一定的影响。

中国高房价与高地价关系之谜:一个经济学解释

本文运用四象限理论分析模型探讨中国高房价与高地价关系之谜。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高房价与高地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旺盛的住房需求促使房价上涨,并刺激土地需求的上升,土地需求上升进一步拉动地价的上涨,地价上涨会提高住房建设成本,抑制住房供给,且进一步推动房价上涨。中国的高房价不完全源于高地价,中国的高地价也不完全源于高房价。现阶段中国的高房价主要源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竞争不完全;中国的高地价主要源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供地垄断。

我国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缺失及其重构研究

本文重点运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分析框架探讨我国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缺失及重构问题。我国失地农民之所以陷入困境,其原因在于其可行能力的严重缺失。在现行农地非农化制度安排下,我国失地农民可行能力缺失的原因在于经济条件恶化、社会机会不足和防护性保障缺失。为此,要改革现行征地制度以改善失地农民的经济条件,要提升失地农民的人力资本以保障其拥有较好的社会机会,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增强失地农民的防护性保障。

中国土地市场化水平地区差异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08年23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运用变异系数和泰尔指数分析土地市场化水平地区差异产生的原因,寻求促进区域土地市场发展的应对之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三大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存在极大的不平衡性,一级土地市场化水平省际间的差异越来越小,但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水平省际间的差异却有所扩大。三大区域土地市场化水平的区域差异变化始终受区域内差异和区域间差异变化的共同影响,区域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小于区域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对总体差异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是三大区域内部的差异。要提升我国土地市场化的水平,一要加大低市场化水平地区的土地制度改革力度,尤其是要加快西部土地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改革步伐。二要强化农地非农化市场的建设,不断加大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力度。

基于ESPC分析框架的我国农地所有制改革路径研究

根据ESPC分析框架,即制度环境—制度结构—制度绩效—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农地所有制应该与农地制度环境相吻合,并且随着农地制度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革,这样才能保证农地所有制取得良好的制度绩效。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已成为农村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改革现行农地集体所有制已不可避免。与农地私有化、农地国有化相比,我国农村土地实行土地社会(国家)占有基础上的农民(农户)个人所有制即复合所有制,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不同利益集团间环境行为选择博弈分析

我国环境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行为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本文运用博弈模型统筹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环保部门与社会公众间的复杂博弈。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问责力度,加大环保指标在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中比重,降低地方政府履行环境责任成本可以推动地方政府共同选择实施环境保护行为;改变目前地方环保部门的双重领导体制,明晰责任主体和主体职责,可有效提高环境治理绩效;提高社会公众的环保意识,培育环保的社会团体力量,让社会民众成为环境监督和问责主体可以有效推动政府环境责任履行。

农地保护:市场失灵与政策失灵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政府实施土地利用干预政策特别是农地保护政策的重要原因 ,但农地保护政策可能的目标失误及执行的不完全性往往导致政府的农地保护政策失灵。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与重建研究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明晰性、排他性、安全性、可转让性、权能责任利益对称性、可实行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这又与其法律属性不明确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债权形式出现的具有一定自物权属性的且呈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权化变迁趋势的特殊的土地权利。本文首先根据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进行分析,然后探讨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政策建议。

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理性反思

我国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存在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和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 ,并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中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和组织保障、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公共利益界定和征地补偿标准制定技术上的困难等导致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明确界定公共利益 ,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 ,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 ;赋予农民国民待遇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建立有效约束机制 ,避免政府暴力潜能等有助于规范政府土地征用行为 ,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

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及其经济分析

运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研究耕地保护的行动逻辑 ,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非农企业和农民耕地保护成本和收益构成要件的分析揭示耕地保护的经济学原因。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中央政府和农民具有强烈的耕地保护倾向 ,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耕地保护的动力不足。要切实保护耕地 ,需要采取措施变动经济当事人特别是地方政府和非农企业的成本收益预算线 ,使其耕地利用决策符合国家的耕地保护政策目标。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进行简略回顾的基础上 ,通过建立一个土地制度变迁的描述性模型对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 。

乡村干部行为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

由于乡村干部在与农户打交道时往往处于强势地位,这使得乡村干部的偏好和行为对农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乡村干部偏好于经常性行政调整承包地是其追求自身利益的必然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农地流转市场机制的发育,而其行为的产生又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原因。要加速我国农地市场化的进程,就必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规范乡村干部的行为。

外部利润、效率损失与农地股份合作制度创新

农地股份合作制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创新,能产生经济当事人在现行农地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的外部利润,但农地股份合作制度规则内含的矛盾又可能导致效率损失。明确农地股份合作制的性质、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赋予农民个人土地股权以物权属性、提高农民谈判能力、规范政府行为、完善农地股份合作社的管理模式、合理设置并明晰农地股权、赋予农民农地股份合作社成员退出权等,能有效地提升外部利润,减少效率损失,促进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健康发展。

中国农地保护政策的理性反思

基于净收益最大为基础的土地资源利用私人最优决策与社会最优决策的不相一致是中国政府实施积极的农地保护政策的经济诱因,但是以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用管制为主要内容的农地保护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其原因就在于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出现偏差及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具有不完全性。要切实实现土地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就必须在理顺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采取诸如修正农地保护政策目标、完善农地保护政策执行合约、强化农地保护政策执行机制等措施。

家庭经营——目前中国农业生产组织与制度创新应坚持的合理内核——与唐敏同志商榷

家庭经营———目前中国农业生产组织与制度创新应坚持的合理内核———与唐敏同志商榷钱忠好《农业经济问题》１９９８年第１期发表了唐敏《组织与制度创新：中国农业第二次飞跃的关健》一文（以下简称唐文），唐文认为应通过组建农业生产领域的合作社来克服目前农业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