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育法》视野下体育活动风险范畴与组织者责任承担法律问题研究

新《体育法》多处强调体育活动风险防范,并首次对体育保险作出明确规定,成为《民法典》体育风险分配框架的进一步补充。《民法典》首次确立的自甘风险条款采取谨慎态度,在适用范围、风险来源、组织者责任等方面均做出限制,被称为“本土化自甘风险”。固有风险是体育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甘风险在体育活动中的适用应当对风险性质进行区分。建议以“总括+列举”方式对固有风险进行界定,确定“明显和必要”标准,在固有风险范畴内适用自甘风险原则。同时,体育活动风险来源具有多样性,应当细分类型进行风险识别,并明确与组织者责任之间的逻辑关系。《民法典》自甘风险条款将体育活动组织者责任以转致条款适用安全保障义务,未考虑体育活动风险性质,加重体育活动组织者对固有风险的注意义务,降低社会主体兴办全民健身事业的积极性。建议将体育活动组织者纳入自甘风险主体,强调其对体育活动固有风险的免责抗辩,超出固有风险部分则承担过错责任。同时,通过在各专业体育领域由行业协会等主体确定“安全红线”精准识别风险、根据体育活动成熟程度确定风险分配、细分体育活动领域推行相互保险等措施,在《体育法》框架下进一步完善体育活动风险防范与安全保障机制,为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及体育强国建设强化法治保障。

共享理念下相互保险发展路径研究

2021年12月28日,“相互宝”发布公告表示,因互助行业发生重大变化,相互宝互助计划将于2022年1月28日停止运行。诞生于2018年10月16日的“相互保”,经历了一个月内“参保”人数突破2000多万的辉煌时刻,显示出群众对低成本互联网保险的巨大需求;也经历了从“相互保”到“相互宝”的更名,体现出监管层面严格划清保险与互助界限的明确立场;更经历了网络互助浪潮的起伏。自2021年以来,随着美团互助、水滴互助等网络互助计划相继关停,“相互宝”停止运行,宣告网络互助时代的终结。

弱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回应——构建以产品责任为核心的责任分配体系

弱人工智能虽然具有深度学习能力,但尚未具备自我意识与情感,应当定性为“物”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在涉及人工智能侵权案件中,制造商在原因调查、技术控制等方面具备优势,并可通过责任限制、税收、基金和保险等手段缓和责任,因此构建以产品责任为核心的责任分配体系成为平衡各方利益的最优选择。由于人工智能的特殊性,制造商需负担举证、培训、警示、维护和披露等义务。面临弱人工智能的挑战,现行法律体系亟需在协调稳定性与适应性的前提下对科技进步做出回应。

论我国入籍运动员的权利与义务——以足球领域入籍运动员为切入点

入籍运动员平等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并平等承担相应义务,但基于入籍运动员在身份、职业、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特殊性,需要对其入籍到退役全阶段权利义务进行特别规定。在入籍阶段,其面临入籍条件与参赛资格的双重制约,需要满足入籍国国籍法及相关国际体育组织的规章制度;在职业发展阶段,其也面临公平竞争与人格利益方面的权利保障与义务履行问题;在退役阶段,其劳动者法律地位与社会保障也需特别加以明确。

从保险利益到保险目的:回归保险合同的本质——兼论保险合同的主观性与客观性

合同制度始终在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矛盾冲突中不断演进。在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作为区分保险与赌博的客观标准始终无法回避主观性问题,越来越多学者呼吁取消保险利益原则。但是,作为主观要素的保险目的却更为接近保险合同本质,并呈现出客观化功能:损失补偿系保险合同典型的交易目的,并在补偿性保险中作为客观目的认定,用以衡量保险法律上的损失;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同意系明示的主观目的,避免了利益主义的不确定性。因此,在保险合同主观化与客观化的平衡过程中应当以"损失"取代"利益",构建保险目的客观化标准;同时,理顺监管机构、保险公司和法院的外部控制体系,确保保险目的合法。

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研究——兼论道德条款义务与运动员权利的协调

道德条款是体育赞助合同与运动员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规范运动员赛场内外行为保障赞助方与俱乐部利益,有利于提升运动员素质、维护体育行业形象、弘扬体育道德风尚、促进体育产业发展。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对运动员私人生活及合法权利造成一定程度的限制,其正当性源于合同目的、权利义务均衡性、议价能力、权利性质等因素。但模糊化、标准化的道德条款又可能过度介入运动员私人生活,侵犯运动员言论自由与隐私权等公民基本权利,需要在契约自由与公民权利之间划定合理界限。缺乏评价标准的道德条款将导致合同的不确定性,对缔约双方及行业发展均产生负面影响,建议借他山之石,通过比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梳理总结国外道德条款的产生、发展、制定、执行经验,为完善我国体育人才协议中的道德条款提供借鉴。

建设工程“黑白合同”效力问题研究

"黑白合同"现象在建设工程领域普遍存在,其产生根源既有市场原因,亦有体制因素。目前,我国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指出"黑白合同"的效力应如何取舍,司法实践亦未有明确的标准,造成建设工程领域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黑白合同"往往规避相关法律法规,应针对"黑白合同"规避的规范性质,区分效力性规定与取缔性规定,具体分析"黑合同"与"白合同"的效力。应结合合同无效相关理论与《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1条的规定来具体认定。针对"黑白合同"的效力问题,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以案例指导的方式,针对实践中各种形式的"黑白合同"纠纷,具体认定合同效力,形成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治理现代化路径研究——以常熟市古里镇坞坵村为例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数字乡村建设能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弥补城乡“数据鸿沟”,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有利于实现“五治融合”的基层治理目标。以常熟市古里镇坞坵村为代表的苏南农村,在数字乡村建设上起步较早,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激发群众参与热情,并将特色文化与基层治理有机融合,形成数字乡村建设的“坞坵经验”。深入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工作,应强化乡村特色与区域协同的融合,推动技术整合与基层实务的统一,并在开放包容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共建。

从功能论角度对保险合同目的之探究

保险合同目的源于合同目的概念体系,分为典型交易目的和主观目的两大层次。保险合同的典型交易目的表现为损失补偿,主观目的表现为特定情况下当事人的动机。保险合同目的从主客观两方面对保险合同本质进行审视,在限制损害填补程度、避免赌博行为与防范道德风险等方面避免了传统保险利益制度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保险合同目的有利于取代传统保险利益制度在保障保险行业健康发展、确定保险合同主体资格、影响保险合同内容及效力方面的功能,成为考察保险合同本质的核心概念。从功能论角度看,保险合同目的还发挥了合同目的在确定合同及合同条款效力、认定合同义务的履行、合同解释、限制法定解除权和变更权行使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即具备区分功能、确定功能、限制功能和解释功能,从而将保险合同统合于合同一般理论,也为保险实践提供新的观察维度。

俱乐部解散后职业足球运动员权利保障问题研究

职业足球运动员与俱乐部之间系劳动合同关系,中国足协针对欠薪问题以“一刀切”方式撤销俱乐部联赛准入资格,导致大批俱乐部解散、球员失业,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后,通常导致球队解散,足协仲裁委员会因此拒绝管辖,而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与法院一般拒绝受理足球行业内部纠纷,出现球员无处维权之现状。历年球员与俱乐部劳动合同纠纷系列案例呈现各地、各级法院迥异的处理方式,多数法院在司法权介入足球自治领域问题上十分审慎。球员讨薪实践具有周期长、无人管、维权难、收益小等特点,亟待填补法律空白、完善体制机制、畅通维权途径以保障职业球员合法权益,从而振兴中国足球,实现体育强国梦。

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苏省农业相互保险发展路径研究

农业保险系农业生产的“稳定器”,更是三农领域的“保护伞”,农业保险作为农业、农村及农民的风险保障供给,对于维护粮食安全,保障农民收益,支持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我国农业保险领域面临法律法规不健全、保障功能不完善、覆盖面不广泛等“短板”,2019年出台的《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把发展农业领域互助保险作为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相互保险非营利性、低道德风险、低经营费用等特点与“三农”领域保险需求更为契合,在新时期应进一步发挥相互保险优势,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农业发展的农业相互保险高质量发展之路。

守护红色根脉 厚植爱国情怀 培育时代新人

今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通知指出,用好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党史馆、烈士纪念设施、革命旧址等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好革命文物,精心设计展览陈列、红色旅游线路、学习体验线路,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条例》的发布,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青少年教育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革命纪念馆作为青少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应依据《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大力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学党史、感党恩、跟党走,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保险人说明义务之解构与体系化回归

作为我国《保险法》上"创新之举"的保险人说明义务因对保险人的过度要求而屡受诟病,其理论基础最大诚信原则及当事人合意理论并不足以为制度合理性背书,实践中说明义务的形式化使《保险法》第17条成为否认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效力的"杀手锏"。为理清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功能并明确其定位,采用体系化分析方法,从关系契约角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分析视角,依普通买卖合同——消费者合同——保险合同——金融合同的路径,缔约一方信息提供义务呈增强趋势。保险人说明义务应回归格式条款纳入合同规则之本源,作为程序性规则通过程序正义保障实质正义,其原本负担的实质判断功能应建立在内容控制规则的完善上。

论保险代位权限制对象中“组成人员”的界定

基于保险代位权的基本性质与政策伦理性考量,保险代位权行使对象存在一定限制。《保险法》第62条"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人员"的表述并不清晰,限制代位的理论基础在于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存在密切关系,具备类似"共同荷包"的高度一致的经济利益。应对存在密切经济利益的"组成人员"范围进行限缩,包括佣人、雇员等家庭成员以外与被保险人具有共同经济基础的自然人,其他具有共同利益的第三人可通过共同被保险人条款或弃权条款规避保险人代位权。

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律教育融合发展路径研究

法律风险贯穿于大学生创新创业全过程,各类法律问题的错误处理是大学生创业失败的重要因素。当前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缺乏与法律教育的有效融合,导致大学生法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薄弱。在创新创业法律教育实践中,存在内容滞后、团队单一、实践性弱等缺陷,未能发挥法律教育的保驾护航功能。应当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实践平台三方面着手,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与法律教育融合发展,构建大学生创新创业法律教育保障机制,提高创业成功率。